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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老师》澳门新葡新京大全中穿越至现代的坂本龙马,先简单介绍一下一些主要的与剑心有关的真实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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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户成立了勤王党后,武市发现来自长州、水户和萨摩的新朋友正准备采取暴力手段表达对幕府政策的不满。

流浪的剑终归剑鞘。腥风血雨风雨飘摇的乱世中,哪怕你我只是时代的巨风中旋转的陀螺和散落的菖蒲花,也要保留决定自己落下的姿态的一份尊严。爱恨,是非,生死,融于幕末的历史大幕之下。长州倒幕,池田屋事件,木户孝允等一一登场,配以岩崎琢的悲壮的OST,称之为日漫第一OVA不为过。

150年前的明治维新和120年前的戊戌变法经常被拿来比较:为什么前者成功了,而后者却失败了呢?

而因擅自签署《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引发众怒并遭刺杀的井伊直弼,在佩里舰队来日之初就提出“必须临机应变,积极开展贸易”,主张开国。在詹森看来,当时所谓“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分歧只是在于实施变革的手法和时间、在于由谁来领导的问题,并非是否要实施的问题。换言之,无论是幕府还是倒幕派,都逐步意识到开国变革乃势在必行,幕府方面的认知甚至更早。在开放与否的问题上,双方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而幕末爆发的一系列冲突乃至战争,与其说是意识形态的交锋,不如说是另一场权力斗争。斗争的一方自然是统御两个多世纪的德川幕府,另一方则是以萨摩藩、长州藩为代表的地方雄藩。双方斗争的名义既可以是“攘夷”,亦可以是“尊皇”,又或是“维新”。

因此,长州炮轰下关海峡的外国船只之后,他在与福井藩主交谈时警告说,只有对幕府的机构进行全面改革才能阻止外国人侵犯日本的领土完整,而制度的改革只有在松平春岳、山内容堂和大久保一翁这些人决心合作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就这样,他已经开始设想一种主要以调解和谈判为中心的局面。

对浪客剑心的解读不能脱离历史和时代的背景来谈。幕府末年,变革已是大势所趋。对于如何变革,也有“尊王攘夷”和“公武合体“两股完全代表了不同利益的力量。两者主要区别在于对于幕府的态度。前者拥立天皇的绝对权威要求废除幕府,后者则试图拉拢而借助幕府的军事力量。

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

对大部分中国读者来说,“明治维新”常与“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联系在一起,并互相比较。若将后者视为“失败案例”,那么前者也就自然是“成功榜样”。而中国人也很容易将德川幕府与保守自闭的清廷划上等号,进而将倒幕与维新视为一体。似乎“倒幕”,自然就是为了实施“维新”。事实上,龙马所处的幕末时代远比这种简单的历史想象要复杂的多。

萨长联盟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恢复长州藩在宫廷的地位,同时阻止幕府政治上压制长州的计划:

主要的派系:
明治维新的主要集中在政府/幕府之间的对立以及各雄藩在此之间的博弈。推动维新的主要有长州,萨摩,土佐和肥前四藩,其主要原因是该四藩地理位置上均离幕府中心遥远不受其控制,而对立面的幕府势力中则有会津藩。其中剑心里有重点描述的是长州、萨摩和会津。
长州藩,位于本州岛最西南,长州藩在尊皇攘夷和倒幕上的态度最为坚决,其藩主毛利氏在德川家康时期便已与之兵刃相向。倒幕期间命运多次大起大落,但是是倒幕派最坚实的堡垒力量之一。木户孝允,山县有朋,绯村剑心属于长州派。
萨摩藩,位于九州岛最西南。萨摩藩在整个维新过程中立场前后有比较大幅度的变化。早期的萨摩藩主支持公武合体,与幕府一起讨伐长州。1866年倒戈,与长州藩联盟,成为倒幕派逆转的一个关键转折点。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属于萨摩藩。
会津藩,位于本州岛偏北的福岛县,亲幕府,是幕府最后与倒幕派对抗的力量。在剑心的剧场版《维新志士的镇魂歌》中的时雨一派就隶属于会津藩下。
天皇:京都。本州岛中部偏西,更靠近长州,萨摩等藩。
德川幕府:江户,今天的东京。本州岛东部。

德川家的天下是家康公和手下的武士打下来的。将军的霸权基于德川武士团的强大兵力和雄厚经济实力。江户时代,将军直辖400万石的领地(如加上旗本和亲藩的领地,则高达1000万石,约占全国三分之一)和“旗本八万骑”的武士团。而天皇无权无势,不能将国家授予谁。恰恰相反,天皇在德川时代备受优待,完全依仗将军的援助。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幕府并非是对外部世界全然无知。相反,在与美国人的最初接触中,江户方面很早就能审时度势地予以应对。1853年“黑船来航”时,浦贺奉行香山荣左卫门在与佩里舰队参谋长布坎南上校第一次谈判时,曾看似无意地提到一句:“听说贵国通过地峡的运河已经完工了?”香山荣左卫门的这句问话,让布坎南极为吃惊。当时美国在巴拿马地峡附近修筑的铁路刚竣工,围绕运河可行性的勘查也才刚刚开始。换言之,当时的幕府已经能够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这方面的情报。这也让布坎南对日本有了刮目相看之感。

大河剧《龙马传》截图

大事记(括号内为《浪客剑心》相关剧情):
-江户后期,1850-1860年代初期,德川幕府面临内忧外患,天皇开始在藩士们的支持下军事实力复苏,与幕府开始可以分庭抗礼。西方势力已打破日本锁国状况,虎视眈眈。长州藩此时开始怂恿天皇调用幕府武装力量去在军事对抗西方,希望同时也削弱幕府,此举激怒了幕府。(虚构:《追忆篇》第一集 《斬る男》, 大致在1850年代中期,比古清十郎救下绯村心太,改名绯村剑心。60年代初左右,剑心不听清十郎劝阻,执意下山。)
-1863年,旧历8月18日,爆发了“八月十八政变”。幕府将长州藩势力驱逐出了天皇所在的京都。(在《维新志士的镇魂歌》或《追忆篇》里似乎有简短提及,记得不是太清楚了)。长州藩代表的尊皇攘夷派失势。此时萨摩藩亲幕府。
-1864年春,(虚构:《追忆篇》第一集 《斬る男》,剑心在暗杀行动中杀死雪代巴的未婚夫,留下十字疤的第一道伤痕)
-1864年春,(虚构:《追忆篇》第一集 《斬る男》,剑心在与另一个剑客的巷战中杀死对方,遇到雪代巴。)
-1864年,旧历6月5日,“池田屋事件”。新撰组在“尊皇攘夷”派池田屋密会的时候杀入,“尊皇攘夷”派再度受重挫,7位志士殉难。桂小五郎(木户孝允)因为与激进派的宫部意见不合决裂而没有参与池田屋聚会,反而死里逃生。(《追忆篇》第二集 《迷い猫》对此事件有重点描述。剑心、雪代巴之后与桂小五郎告别,桂小五郎让剑心与雪代巴隐姓埋名。率领新撰组)
-1864年,旧历7月18日,“禁门之变”。长州藩对“八月十八政变”和“池田屋事件”的反弹,驱兵入京都,与萨摩藩和会津藩等幕府势力交战,长州藩战败。(《追忆篇》第二集 《迷い猫》 结尾字幕提及“禁门之变)
-1864年,第一次幕府讨伐长州。“禁门之变”中长州针对天皇所在的京都的军事行为,引起了天皇和幕府两方面的共同不满。天皇与幕府挥兵15万征讨长州。萨摩藩此时依旧亲幕府,西乡隆盛此时是讨伐长州藩的主将。长州藩在不利的形势下认败,家老切腹。(《追忆篇》第三集《宵里山》开篇时剑心与桂小五郎派来的联络人的对话中提及此事件,剑心此时与雪代巴隐居大津)
-1864年末,(虚构:《追忆篇》第四集《十字傷》,雪代巴为保护剑心,被剑心所杀,死前刻下十字疤第二刀。《追忆篇》结束)
-1866年,1月,萨摩/长州联盟。这是整个倒幕派逆转的关键点。在坂本龙马的斡旋下,萨摩藩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与长州藩的桂小五郎(木户孝允)秘密会面,最终达成同盟决定共同抗击幕府。萨摩藩正式倒戈从亲幕府转为倒幕。(《维新志士的镇魂歌》的回忆片段,讲述的就是这一段历史。会津藩的时雨泷魅和高槻严达当时试图暗杀西乡隆盛与桂小五郎来阻止萨长同盟的形成。高槻严达猜对了萨长会面的地点,但遭到了剑心的阻击,被剑心所杀。时雨泷魅目睹了该过程,从此决定寻仇)
-1866年,第二次幕府讨伐长州。长州派经过了内部政变,更坚定的倒幕派控制了长州藩,并利用西方的武器武装自己。这些举动让幕府再次感到不安,发动第二次对长州藩的讨伐。由于此时军事实力雄厚的萨摩藩已倒戈与长州结盟而拒绝出兵,其他藩在战争持续过久后也开始转为观望态度,最终幕府的讨伐失败,双方停战。此战幕府实力遭到大幅削弱,从此江河日下走向灭亡。
-1867年,大政奉还。坂本龙马和萨长两藩等倒幕派提出将政权交还给天皇的大政奉还建议。幕府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在二条城名义上将政权交还天皇。日本最后一个幕府:江户幕府从此结束。在此期间,坂本龙马遇刺身亡。
-1868年,戊辰战役。此战是幕府的最后一搏。幕府从京都南部的大阪出兵京都,鸟羽伏见一战,幕府败于萨摩长州军,退回江户。西乡隆盛带领政府军进军江户,经幕府家臣斡旋,以幕府不战开城结束,成为日本历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后政府军继续杀向会津藩,血洗若松城。(《维新志士镇魂歌》里有提到。TV版里提到的“10年前那场战役”可能指的就是此战)。
-1871年,废藩立县。日本政体转型。
-1873年,四民平等政策,颁布“废刀令”(剑心里多次提及),武士阶级正式推出历史舞台。政府内部分裂为内治派和主张征讨韩国等的武断派,也造成了同为萨摩人的西乡隆盛与大久保利通的严重分歧。西乡隆盛始终坚持军事主义,同情武士等士族。而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均主张平等和优先解决日本内部问题。西乡隆盛等武断派终究遭明治政府驱逐,大久保一派在政府中树立了权威。(TV版中也多次提及士族对于明治政府对于武士阶级“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态度的失望。)
-1877年,5月,木户孝允去世。
-1877年,“西南战争”。萨摩等士族对于废除士族等政策的不满终于爆发,发动了叛乱。西乡隆盛回到鹿儿岛率萨摩军与政府军对抗,最终战败介错而死。
-1877年/1878年,(流浪的剑心遇见神谷薰,TV版《东京篇》开始)
-1878年,旧历5月14日,维新三杰唯一还在世的大久保利通遭怀恨在心视其为叛徒的士族暗杀。(TV版东京篇与京都篇的过渡点,宗次郎提前在马车中刺杀了大久保利通)。大久保利通去世当天上午,留下了极为有远见的“维新三十年”的言论:“明治维新需要三十年才能完成。从明治元年到十年是创业期,有许多兵事。第二个十年最为重要,是整理内政、兴殖民产的时期,利通不肖,愿竭尽心力为之。以后的第三期,就要靠你们后进诸君了!”。
-1894年,甲午战争。(《星霜篇》)

浮云蔽日不可扫,坐令蝼蚁食应龙。

1861年,土佐藩的下层武士也成立了自己的“尊皇攘夷”组织——“土佐勤王党”,坂本龙马亦曾加入其中。当时的龙马绝不会料到,在之后的五六年间他就会迅速成长为幕末时代最重要活动家之一。在短短数年间,他与幕府重臣胜海舟一道创立日本最早的海军学校——“神户海军操练所”,积极引进欧美的先进工业技术,先后创建过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企业“龟山社中”“海援队”。当然,龙马最重要的事迹是曾斡旋促成传统世仇萨摩藩与长州藩结成同盟,共同推进当时日本的政治与社会变革。此外,他还提出了日后被视为明治维新政治纲领的《船中八策》,进而成为真正影响日本历史走向的风云人物。前述这一切重大事迹,几乎都被压缩在短短五年之内,迅速而不停歇地发生着。

他们被安葬在京都东山的一座寺庙里,木户孝允为他们写了墓志铭。三条实美也从太宰府写了一首和歌赞美他们:

很多人把追忆篇与星霜篇比较。其实从动画的角度讲,星霜篇除了内容基本ctrl-c ctrl-v有A钱的嫌疑外,制作的水平不输追忆篇,但是追忆篇却是星霜篇无可企及的高度。两者的根本的差别在于:和月伸宏的笔下表现出了从始至终极其坚定一致的价值观,而tv版独立制作的往往淡化这种价值观的表现而以趣味性至上。追忆篇虽然是tv版人马制作,但是故事内容是忠于了和月伸宏的漫画原版。星霜篇则是tv人马自行创作。这决定了两者的根本不同。和月伸宏对军国主义表现出了非常清醒的强烈的反感态度,这种态度贯穿了始终,在他的作品里高度一致,而星霜篇恰恰淡化甚至反转了这种态度,导致了星霜篇里人物塑造的断裂感。和月伸宏的态度非常明确而清醒:武士阶层的忠诚和坚毅的战斗精神是可歌可泣的,但是杀戮终究是属于那个过去的时代。新的时代里,人民需要通过不需要流血的方式来走向更好的生活,而这一点通过努力是可以做到的。那个杀戮的旧时代,再多的浪漫渲染也终究构不成让它回来的理由,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也没有必要留恋。和月表现出的及其深刻而清醒的反战理念,是《浪客剑心》最大的亮点。

不过,因为天皇拥有古老的政治和宗教权威,德川中后期,幕府将“尊皇”与“敬幕”联系起来,以加强己方的权威。“敬幕”就是“尊皇”,“尊皇”就要“敬幕”。国学和神道研究随之兴盛。在对外危机严重的德川后期,天皇开始被塑造为日本民族主义的核心。越来越多的知识人开始相信“大政委任论”。明治维新前夕,幕府也开始利用这一理论,以图重建权威。只不过他们主导的“大政奉还”弄巧成拙,反而加速了政权的瓦解。

《汗血千里驹》的目录

这种互相的不信任导致了1863年的武力事件。长州人炮轰了经过下关海峡的一艘萨摩船只,而萨摩的军队则和会津的军队一起将长州赶出了京城。长州领导在书信中称对方为“萨摩土匪”,而萨摩人对长州人也没有好语气。

先简单介绍一下一些主要的与剑心有关的真实历史人物。
维新三杰之一:木户孝允,原名桂小五郎。在《追忆篇》中在池田屋事件中幸免一死,是剑心全力保护的对象。长州藩人。
维新三杰之二:西乡隆盛,在《维新志士的镇魂歌》中的长州/萨摩联手会议里代表萨摩藩与长州派的木户谈判。萨摩藩人。
维新三杰之三:大久保利通,在《东京篇》末尾被暗杀,死前留下了非常有远见的”维新三十年“的言论。萨摩藩人
日本陆军之父:山县有朋。武士出身,与木户孝允同属长州藩,明治维新后在明治政府中官至内阁总理和陆军元帅。在TV版里多次邀请剑心加入维新政府但遭到拒绝。长州藩人。
坂本龙马,促成了《维新志士的镇魂歌》里提到的长州萨摩联盟。在明治维新中起到了及其关键的作用,但是始终都是以幕后推手的角色居多,提出了“日本国”的概念。1867年遭暗杀。在浪客剑心里没有太多提到他。土佐藩人。
伊藤博文,这个不需要太多介绍了。
此外,斋藤一等人也是历史上确有其人的真实人物。新撰组,见回组,御庭番等也是真实存在的。“新撰组”也译作“新选组”。

明治政府并未真正“尊王”。维新元勋们把持着政权,明治天皇一直未能“亲政”。基于“万机决于公论”的原则,日本颁布了宪法,开设国会。在“天皇主权”的名义下,确立了立宪君主制和民选议会制。松阴“一国一人,一君万民”的构想从未得到实现(只有二战时的日本,才接近于这一构想)。

历史实景中的坂本龙马与明治维新的关系一直是若即若离,甚至会站在讨幕派的反面,犹若其自由洒脱、无拘无束的性格。

《樱田门外之变》截图,井伊直弼遇刺

可以看出,整个维新过程中,长州和萨摩两藩,以及代表人物维新三杰,对于整个明治维新的作用贯穿始终。和月伸宏对于这三人的描述也从一个侧面应和了他在整个剑心系列中表达出来的非常一致而坚定的反军国立宪政的价值观。追忆篇里,剧中出现的桂小五郎是作为非常正面的人物来塑造。桂小五郎就是后来的木户孝允。他本身有剑术在身,但最后的政治观没有被其自身的经历所左右。在明治政府建立之后,他一度是最高决策者。木户孝允非常坚定地推崇立宪,平等,开放,引入了非常多的西方现代政治理论并力图在日本实行,是维新三杰中最有远见的一位。但是因为破藩废刀四民平等等政策触动了武士的利益,在当时的时代一直被视为武士阶级的叛徒。和月伸宏在浪漫化武士一族的《浪客剑心》中,能对木户孝允如此正面的进行塑造,可以看出作者的价值取向非常的客观。西乡隆盛在日本民众中口碑颇高,一部分原因在于他是3人中最同情武士阶层的一个,但是和月伸宏基本没有给他多少笔触。他是3人中武士主义的余痕最深的一个,在新旧时代交替的时候,西乡始终不能用长远的眼光去拥抱新的时代,狭隘的武士观让他终究不能跳出藩的范畴来拥抱一个现代国家的概念。

松阴是炸弹般的人物。他对幕府发动的“自杀性”攻击,激发了长州藩的志士们,所谓“一夫敢射百决拾”也。以松阴之死为契机,他的朋友木户孝允,门生高杉晋作、久坂玄瑞、伊藤博文等投身到“尊王攘夷”运动中,最终推翻了幕府。那么,如果松阴真是“新日本之创造者”的话,他的“尊王攘夷”构想在维新后得以实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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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时不忘忠孝修行,此为第一要事。

梁是个出色的报人,虽然喜欢夸大其辞,但并非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蹩脚史学家。他对明治维新的理解,一方面来自他的主观“移情”,另一方面则源于明治政府炮制的“萨长史观”。

在坂本龙马遇刺仅一周后,长州藩领袖、日后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曾在一封信中如此写道:“时机一到,我方抱得宝玉乃千载大事,万一由对方抢夺,纵然抱着再大的觉悟,眼下四方志士、壮士之心都会遭受扰乱,舞台也势必垮塌。”所谓“宝玉”即指当时刚刚即位的明治天皇。伴随着坂本龙马的死去,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场以“王政复古”与“天皇”名义发动的政变以及戊辰战争。即便是推崇明治时代丰功伟绩的司马辽太郎也说过:“在幕末这个如履薄冰的时代,萨长的举动确实算是一种暴力。”

《西乡殿》里的德川庆喜

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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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验证这一观点,让我们先读梁启超的一首诗《去国行》,看看他对明治维新的认识。其次,分析梁的认识中存在哪些误区。再次,探讨被梁誉为“维新之首功”的吉田松阴的思想、行动和影响。最后讨论梁对明治维新的认识为何会出现偏差。

在浦贺外海上,美国舰队的阴影之巨大出乎日本人的想象。而示威般鸣放的火炮,则让幕府官员惊骇。在见识过黑船枪炮的威猛与美国人咄咄逼人的态度后,幕府不得不与之接触。为了应付“外夷”,幕府一边与美国人交涉,一边将江户周边的闲散武士都组织起来。当时幕府下令征召江户各地剑馆修行的青年武士,让他们与官兵一道驻守各处,加强防备。其中,来自土佐藩(今四国岛高知县)的武士负责驻守在品川一带。这群武士中,有一位二十一岁的青年格外引人注目。因为他接近一百七十五厘米的身高,在当时的日本已堪称“高大”,以至于在人群中显得极为醒目。这位身形高大的青年便是日后声誉渐隆的坂本龙马。不过,当时他还只是一个来自四国、初出茅庐的乡下武士。

二、战若于长州藩有利,则萨藩与朝廷斡旋,尽力于长州藩救解。

尔来明治新政耀大地,驾欧凌美气葱茏。

1854年签订《神奈川条约》时,代表幕府负责谈判的“大学头”(类似国子监祭酒)的林复斋只同意在条约的日文版与汉文版上签字,却拒绝在英文版上签字。理由是他完全看不懂英文,无法确认其内容是否准确。这个举动也导致《神奈川条约》的英文版不具有等同日文版、汉文版的国际法效力。因此双方之后又在下田进行了新一轮谈判,签署了补充条约。在这个过程中,以林复斋为代表的幕府官僚展现了非常精明的外交手段。在下田补充条约的交涉过程中,幕府方面修补了《神奈川条约》中的“漏洞”,以诸如同意签署英文版等为交换条件,成功增加了美国人活动范围限于下田方圆七里、函馆方圆五里、禁止从事狩猎等限制条款。而佩里在谈判过程中,也不得不承认美国人在当地确实存在不妥当的行为,主动撤回了进一步的要求。

大老井伊的遇刺对怀有政治理想的低级武士影响最为深刻。他们中的一些人至少开始看到个体和阶层地位发生改变的可能性。

东方古称君子国,种族文教咸我同。

在激荡的幕末历史中,坂本龙马短暂的一生显得尤为绚丽。他既当过攘夷志士,又最早拥抱西洋文明。他不仅放下武士刀,摆弄起手枪,第一次使用《万国公法》来处理海事纠纷,甚至还是最早一批开始穿靴子、带妻子度蜜月的时髦日本人。虽然是武士出身,但并不妨碍他去做生意,投身实业兴国。尽管他一手促成萨长同盟,但他既没有参与倒幕一方,也没有参加幕府一方。单就“历史功绩”又或是个人能力而言,较之“维新三杰”的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又或是西乡隆盛,坂本龙马确实谈不上有什么特别过人之处。虽然他从小就被视为是一流的剑客,但他早早就换成了手枪。虽然他是近代日本海军最早的缔造者之一,但他一辈子只参加过一次规模不大的实战。他短暂一生的精力似乎主要都用于乱世之中的合纵连横。

他的敦促有了结果。1863年5月11日,政府下令在兵库建立一所海军训练学校和造船厂。早先在长崎设立的机构将转移到新址,而胜则获得委派,负责这个项目。

却读东史说东故,卅年前事将毋同。

另外,坂本龙马本人更不会想到,在整整一百年后会有一位来自美国的学者会为他写一部厚厚的传记。1961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里乌斯·詹森的《坂本龙马与明治维新》(Sakamoto Ryoma and the Meiji Restoration)正式出版。在这位西方第一流日本研究专家看来,“现代读者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几十年来‘官方’维新史的受害者”。 詹森的这个说法并不夸张。实际上,明治政府一直试图将其纳入维新的主流意识形态叙述之中,赋予其意义。例如坂本龙马的第一本官方传记《汗血千里驹》,就几乎以半虚构的方式将他描绘成明治维新的伟大先驱。至于明治天皇的皇后梦到龙马之事,更近乎传说,成为将其神格化尝试的一部分。而詹森之所以会写一部龙马的传记,除了讲述这位幕末志士的人生故事外,更重要的则是以龙马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明治维新,还原当时真实的历史情景。考虑到这本书最早的英文版成书于半个多世纪前,作者视角之犀利无疑令人感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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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

自1865年开始,身为当时最重要的海运贸易企业负责人的坂本龙马,就开始积极撮合原本对立的萨摩藩与长州藩和解乃至结成同盟。因为他认为要结束当时日本国内政治乱局,洗刷革新日本政治,势必需要当时这两个最强大的雄藩联合一致。在劝说西乡隆盛时,他慷慨陈词,阐发自己的用心:“我们之所以挺身而出为萨长二藩奔走,既非为了你们两藩着想,也不是为了自身的名利,而是为了这个国家。相信你们各自都有各自的主张,但能否先将这些小事放到一边,展现你们的赤诚之心,为天下兴亡而共论将来呢?”尽管一手促成了“萨长同盟”,但龙马对日本未来的政治构建却与之后的明治政府大相径庭。他提出著名的《船中八策》时,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前提,即日本国内的政治体制应从传统的幕府独裁和平过渡到集体领导。

正如《坂本龙马与明治维新》(理想国2019年出版)所写,历史剧中的“新”坂本龙马大多年轻而勇敢,显得与众不同,他非常乐观,可以很快地接受新思想。手枪好过刀剑,而商业好过战争。议会制好过世袭制,而民主则比大名统治更加切实可行。

梁任公的诗文纵横捭阖、气势磅礴,笔锋常带情感,极具鼓动性。《去国行》是出色的文学作品和澎湃的内心告白。诗中对明治维新的描述极具时代特色,与其说它反映了史实,不如说反映了梁对明治维新的想象和对未来中国的期许。这一倾向,在他抵日后写给首相大隈重信的信中更清楚地表现出来。

坂本龙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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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对明治维新的认识误区

丸山真男曾将“德川时代”称为“世界史上的特例”,因为“幕藩体制下,‘天下泰平’的安定局面持续了两个半世纪以上。在文明高度发达的时期,如此缜密地人为制造出一个‘封闭的社会’,并成功持续如此之久是极为罕见的”。当然,即便是在这类封闭的结构中,矛盾依旧存在,甚至可以隐藏很久。例如萨摩、长州两藩对江户幕府的敌意,甚至可以追溯到1600年的关原合战。在这场决定日本命运的大战中,德川家康率领东军奠定了未来江户幕府的统治基础,而萨摩、长州均属于战败的西军。尽管如此,这类敌意或矛盾,尚不至于成为摧毁既有统治的力量。然而,西方人砸开锁国体制的尝试,却迅速形成一股打破内在平衡的力量。于是,反对幕府的力量才能借此机会“破茧而出”。起初,这股反对力量使用的旗号是“攘夷”。在遭遇西方人的坚船利炮后,又悄悄换成了“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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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松阴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也感染着梁。松阴是敏锐、大胆、热烈的思想家,也是真挚、疯狂而奇异的行动派。他认为,思虑过甚会畏手畏脚,只有依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狂愚精神”才能打破窠臼,开辟出路。这种“急风骤雨”般的人格特质将一大批青年人吸引到他身旁,最终又与他们中的大半绝了交。安政大狱时,孤愤的松阴选择为理念和道路殉死。幕府根本没怀疑到他,他却主动坦白意图暗杀老中,在京都举行暴动,联络皇室敦促长州藩倒幕等计划。三个月后,松阴被处死,终年三十岁。

林复斋所著《墨夷应接录》,完整记录了与美国人接触、谈判的全过程。从幕府的角度,完整描述“黑船来航”前后双方谈判全过程,但该史料在明治政府成立后却长期被忽视。

与此同时,从1859年到1860年,他们作为领导人的声望越来越高。1859年,武市被任命为所有乡士、白札及以上层武士的剑术总督。第二年,31岁的他被批准带领一小部分追随者到日本的中部和南部考察剑术,并进行训练。

第三,梁认为在“倒幕”运动中志士扮演了关键角色,但就整个幕末政治变革来讲,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的却是“大大名”(拥有10万石以上领地的大名)。水户藩主德川齐昭(末代将军德川庆喜的生父)、萨摩藩主岛津齐彬、越前藩主松平春岳、土佐藩主山内容堂和宇和岛藩主伊达宗城(这四人后来被称为“幕末四贤侯”)等“大大名”虽然拥有雄厚的实力和高贵的门第,对国家事务却无发言权。他们因此对幕政不满,力主改革。

坂本龙马的“爱枪”S&W II型左轮手枪(高知县立坂本龙马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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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梁认为松阴乃是日本维新之首功。这是因为,“吉田诸先辈造其因而明治诸元勋收其果。无因则无果,故吉田辈当为功首也……倾幕府,成维新,长门藩士最有力焉。皆松阴之门人也。”(《自由书・成败》)。也就是说,长州藩志士主导了明治维新,而他们多是松阴的门生。松阴虽然被幕府处死,但他的思想被门生继承,并成为倒幕运动及明治维新的精神动力。“日本维新之业, 其原因固多端, 而推本其原动力, 必归诸他。松阴可谓新日本之创造者矣”(《松阴文钞》)。

著名的日本近现代史作家半藤一利在谈及自己对明治维新的感想时,曾分享过一段儿时的回忆:小时候常去越后长冈祖母家过暑假,倒幕战争中该地站在拥护幕府的一边,因此被后来的明治政府称为“贼军”。于是,年幼的半藤一利就从祖母那儿听到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维新故事:“萨长那帮家伙根本就是一群土匪。不仅找俸禄七万四千石的长冈藩寻衅滋事,最后还抢走了长冈五万石的俸禄。这算什么官军。那帮人所谓‘尊皇’的理由,就跟土匪放的屁一样。”类似评价不仅出自乡下老妇,大文豪永井荷风也曾在自己文章里提过:“萨长土肥的浪士提倡不该实行的攘夷论,施巧计拥锦旗颠覆了江户幕府”,并用德川幕府的“瓦解”来取代“维新”这个说法。

最终武市的意见占了上风。志士们同意说服各自的藩国领导来年春天在京都聚首。

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

著名心理学家河合隼雄在分析日本人集体心理时,曾指出过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日本人往往不喜欢在集团内出现一个集权式的统合型领导人。相反,日本人认为集体领导人最重要任务并不是统领众人,又或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而是充分发挥协调作用。日本人的这种喜好倾向如此之强,以至于“在欧美人看来,看似无能之辈居然能坐上集团领袖的宝座,实在匪夷所思”。2008年,在NHK组织的“日本人最喜爱的历史人物”评选中,坂本龙马超越其他明治维新前后的著名历史人物,紧随织田信长、德川家康,位列第三。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映衬着河合隼雄的判断。

《龙马传》截图

这是个庞大而复杂的课题,很多人从各个角度提出过解释。不过,是否可以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明治维新的误解早已为戊戌变法的失败埋下伏笔了呢?康梁等人认识到日本的崛起源于明治维新,却对明治维新的真正动因缺乏了解。那么,三十年后,在完全相异的主客观条件下,他们在模仿明治维新变法时所遭遇的困境就可想而知了。

之后,《船中八策》的主要内容被以土佐藩的名义上呈幕府。1867年10月,幕府将军德川庆喜接纳进言,同意“大政奉还”即将幕府的统治权力名义上还给天皇的朝廷。仅仅一个月后,11月15日,坂本龙马与另一位土佐脱藩武士中冈慎太郎在京都近江屋密会时突遭刺杀,死时年仅三十二岁。一年多前,他刚经历过另一场暗杀,凭借怀中的左轮手枪,躲过一劫。而此次袭击者是幕府的治安组织“京都见回组”,但幕后真凶一直众说纷纭。时隔一个半世纪,若做一番历史推理,不难发现当时的龙马其实已渐渐走向萨长势力的反面,因为他是当时最旗帜鲜明并坚决反对武力讨幕的政治人物。作为萨长同盟最积极的撮合者,如今却不同意发动讨幕战争,其在政治上可能造成的影响力毋容置疑。实际上,在他提出《船中八策》之时,萨摩与长州武力推翻幕府的计划已在酝酿之中。

按照通常的说法,几年前被水户藩士认为一无所知的坂本,现在异常坦率地支持水户志士的做法,并且预测自己和朋友们未来将不得不同样走这条路。

可怜志士死社稷,前仆后起形影从。

黑船来航前不久,他从老家土佐藩出发,前往江户修行所谓剑术。自鸦片战争的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全国开始兴起一股练武的风气,承平日久的武士出于“攘夷”的忧虑,又开始重燃对武艺的热情,尤其是那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下层武士。坂本龙马的家族起初是土佐当地的富商,之后获得下级武士的身份。因此尽管俸禄微薄,但龙马家境殷实,足以支持他去江户城见世面。在被征召“入伍”后,龙马在给身在土佐老家父亲的信中写道:“如此则近日有战。其时,吾当取异国人之首后回国。”

从尊王攘夷到开国

明清中国以皇帝独裁、中央集权、郡县制度和文官政治为特征。德川日本则以将军集权、大名分权、封建割据和兵农分离为特征。德川政权建立在将军对大名的相对优势之上。尽管幕末志士主导的串联,说服,少数人之间的谈判,论争与秘密结盟,对对手的威胁,暗杀,和小规模的冲突此起彼伏,但只有拥有制衡将军力量的“大大名”决定改变时,才能打破局面。坂本龙马说过,“较之我一人引五、七百人为天下而行动,莫如搬请二十四万石之大名(指土佐藩主),使其为天下国家而行动更佳”。龙马将土佐藩作为后盾,土佐藩则将其视为棋子。

1858年,幕府政权的实际掌控者大老井伊直弼在未取得孝明天皇敕许的情况下,正式签署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这使得全国胸怀“攘夷”大志的各级武士大为不满,一时间反对幕府“卖国”的风潮在日本各地转化成了“尊皇攘夷”运动。1860年3月24日,十余名激进派浪士在今天东京警视厅正对面的樱田门突袭了井伊直弼的出行队伍,井伊直弼本人现场毙命并被斩首。这场政治刺杀引发举国朝野震动,幕末的乱局由此拉开了序幕。

到了1867年,这两个组织的人数达到几百人之多。他们的目的就是对付密谋的浪人,冷酷而高效地处理他们。坂本和朋友们面临的最大威胁和危险正来源于这些人。

吁嗟乎!

相较于跟幕府势不两立的萨摩、长州志士,坂本龙马却对幕府体制本身显得相当宽容。1862年后,他之所以逐渐从“土佐勤王党”淡出,并脱离藩籍。最重要的理由之一就是他对“勤王党”过于激进的行为、政治暗杀的企图心生厌恶。又如在海援队创建之初,约有五十名成员,“公司分文官、武官、器械官、测量官、领航官、医官、火夫,得五十人”。其成员出身除土佐藩外,还包括越前番、越后番、水户番、纪伊番等,甚至还接纳公开支持幕府者加入。无论是持何种政治立场,但凡愿意推动日本革新者,似乎他都愿意结交共事。至于倒幕还是佐幕,他同样不愿简单站队。

坂本完善和调整了自己的政治思想。他一方面得到胜的鼓励,另一方面又不必牺牲自己的勤王主义信念。

日本古称君子国,与中国“同文同种”。从地缘上来讲,两国面临沙俄这个共同敌人,唇亡齿寒,巢覆无完卵(可惜,他不知道李中堂两年前签了《中俄密约》)。梁决意效仿申包胥哭秦庭以纾国难,“大邦”日本一定会出手相助。

坂本龙马的《新政府纲领八策》(即船中八策),藏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

《武士老师》中穿越至现代的坂本龙马

不幸则为僧月照,幸则为南洲翁。

长崎龟山社中遗址。当时其最大业务之一,就是协助萨长购买、运送西方的先进军火。

此时,京都的形势依然一片混乱。谣言四起。幕府的支持者非常担心(事实证明,这种担忧非常合理),深恐幕后阴谋会把佐幕派藩主仅存的一点影响力也夺走。他们怀疑且痛恨一切曾经密谋反对自己的人,而在这些阴谋者当中,坂本的名气、能力和声望均无人能比。

乍看之下,梁的这种比附似乎有些道理。不过如果仔细分析,就能发现其中充满了先入为主的理解和似是而非的判断。

事实上,“维新”这个词真正出现的时间并不早。一般认为,最早出现在明治二年即1869年9月26日对萨长土肥众人论功行赏的诏书中:“朕惟皇道维新,全赖汝有众之力所资……”当时,明治政府早已宣告成立,最后一任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已经交权隐退,国内政局大势已定。此外,即便在“维新”一词出现在明治政府的正式文书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提到幕末后一系列政治变革仍会使用“御一新”这类说法。“维新”也好,“御一新”也罢,当然都是站在明治政府角度进行的历史叙述。

坂本龙马可能是日本影视中出镜率最高的历史人物之一。在动漫《银魂》里,他是嗓门很大、出场必“啊哈哈哈哈”不停的坂本辰马;在福山雅治主演的《龙马传》里,他从胆小懦弱蜕变为剑术超群的维新志士,并和广末凉子、苍井优等扮演的女性角色发展起了爱情故事;在锦户亮和神木隆之介主演的《武士老师》里,坂本龙马直接穿越至现代,化身为了生活在东京的年轻记者,与当代日本人展开了价值观的碰撞。

梁推崇吉田松阴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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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来封狼逐逐磨齿瞰西北,唇齿患难尤相通。

1853年6月3日傍晚,四艘吐着浓烟的黑色铁船出现在日本神奈川浦贺海岸外。这四艘黑色铁壳舰隶属美国东印度舰队,由佩里海军少将指挥,他此行的目的是要求日本官方开国通商。对这批“不速之客”,德川幕府倒也有心理准备。早在佩里舰队来航前三年,幕府已经通过荷兰人得知,美国早晚会派遣舰队来日本要求“开国”。舰队抵达一个月前,美国舰队曾靠近琉球并勘测小笠原群岛的消息,已传到了江户。不过,由于对西方列强力量缺乏直观认知,当时的幕府并未意识到事态的严重程度。

在勤王党掌权,勤王主义最火热的那几年,两藩之间的不信任导致了他们的政策如走马灯般变换。长州认为应该坚持攘夷政策,萨摩便主张应该让宫廷和幕府之间进行和解。

“大大名”主张通过“公武合体”克服内外困境。所谓“公武合体”,是指将军(武)放弃独裁,与地方大名(武)以及京都朝廷(公)联合起来,重组国家政权。至明治维新前夕,“公武合体论”一直是幕末政治变革的主要方向,就连孝明天皇(明治天皇之父,1846-1867年在位)也赞同这种观点,而反对“尊王讨幕”。正因如此,孝明天皇招致讨幕派公卿和“尊王”志士的不满。他在35岁壮年突然去世时,也就产生了天皇遭倒幕派毒杀的传言。不过,幕府在内乱和外压之下一再错失良机,“公武合体论”的重镇萨摩藩1867年转向“倒幕”。次年,倒幕派发动政变,控制天皇(夺玉),宣布废除幕府。戊辰战争爆发。萨长联军以少胜多,击败幕府军。德川政府倒台,明治政府成立。

马里乌斯·詹森对此观察入微,准确地指出:“(坂本龙马)本人也寄希望于通过提出这一系列政策来降低动用武力来倒幕的可能性。坂本认为完全可以通过承认旧幕府势力在未来日本政治格局仍保有一席之地,来换取现在的将军主动交出权力,而无需兵戎相见。”坂本龙马所设想的理想状态是依照《船中八策》的规划,国家权力从幕府转移给大名会议。而幕府作为力量最强大的大名之一,依旧能在政坛发挥影响力,从而使国家能持续保持稳定,集中国力于革新进步。然而,如詹森所评论的那样:“这些观点不可能得到坂本的长州朋友和萨摩朋友的支持,因为他们可能有取代德川幕府的野心。”

1865年秋,萨摩藩和长州藩之间恢复了贸易往来。萨摩藩和长州藩的统治者显然都希望订立一份更加持久的协议。还有另外一群人渴望此事成真,即太宰府的落难公卿。他们非常乐于见到一个致力于勤王事业的强大联盟成立。这些人被长州藩“搭救”,现在正处于萨摩藩的保护之下。追随他们的浪人也急于促成这种联盟。

幕末志士的年龄多在30岁前后。有感于此,时年26岁的梁决意效仿他们,建功立业。梁的榜样首先是僧人月照和志士西乡隆盛。安政大狱时,月照和西乡在幕府的追捕中走投无路,投水自杀。月照死,西乡获救。西乡隐姓埋名,积蓄力量多年,后主导“萨长同盟”推翻幕府。如果做不成月照或西乡这样的行动家,那就做高山(彦九郎)、蒲生(君平)、(佐久间)象山、(吉田)松荫(阴)这样的思想家,著书立说,培养弟子,相机再起,卷土重来。梁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只不过,他未料到自己一走就是14年。等他返回天津时,大清没来得及“维新”就一命呜呼了。

然而,包括龙马在内的广大青年武士却没有等到在“攘夷斗争”中大展身手的机会。1854年3月,德川幕府与佩里正式签订了《神奈川条约》。日本同意开放下田、函馆为通商口岸,持续两个多世纪的锁国体制宣告瓦解。同年夏天,为防备洋人而召集的部队宣告解散,坂本龙马也就从江户返回了土佐老家。之后数年间,龙马除继续研习武艺外,又开始断断续续地接触各类西洋知识,例如炮术及近代航海学常识。大概也就是这时开始,他逐渐从一个血气方刚的“攘夷者”变成了一个务实的“开国派”,甚至放下武士的“自尊”,操起了左轮手枪。

遇刺身亡

梁对明治维新的认识存在种种偏差。但在最关键一点上,他却是对的:萨摩、长州、土佐诸藩拥有兵权,而中国各省的督抚实为中央之家丁,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地方实力派人物公然反抗朝廷,还要等到两年后的“东南互保”之时。

除了鸟羽伏见、会津以及北海道外,整场战争并不算特别激烈,尤其是德川庆喜选择了投降,和平交出了江户城。若非如此,坂本龙马所忧虑的血雨腥风恐怕在所难免。詹森则将之称为“明治政府改革派的幸运”,因为“当时有像山内容堂和庆喜将军这样的人,他们虽然被挤到一边,但是却基本同意改革者的计划,而且这些人有种历史的使命感,能够从容而体面地退出历史舞台”。正因为这个原因,明治时代与之前的幕藩体制之间仍有很强的延续性,例如丸山真男所描述的,“明治政府在幕藩体制的家产官僚制的延长线上嫁接上了近代的专业官僚体制”。

三、万一长州藩有败色,一年半年之间绝不溃败,其间萨藩必须尽力支援。

其次,梁认为将军和天皇两无相涉,但将军是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天皇不可能独立于将军存在。德川政府成立后不久,即颁布《禁中并公家诸法度》严格限制天皇(禁中)和公卿贵族(公家)的活动。天皇仅负责祭祀、颁历、改元和叙位任官等,其作用形同橡皮图章。未经幕府的允许,天皇无权颁发荣誉称号,甚至无法赠予生父尊号(如1627年“紫衣事件”和1791年的“尊号事件”)。

《银魂》中的坂本辰马

首先,皇室与幕府本无君臣之分。梁的这种认识或受到了“大政委任论”的影响。所谓“大政委任论”,是指将军受天皇委任统治国家的理论。事实上,这只是德川后期某些神道学者和尊王论者的发明。

武士的英魂光耀,死后也仍将守护国土吧

政治是由人数的多寡决定的,历史也是如此。数百人不足以改变历史进程,只有当数以百万的力量参与进来时,才能推动时代的车轮。明治维新发生十年前,幕府和“大大名”之间围绕“攘夷”和“十四代将军候选人”问题爆发的一系列政争,标志了德川政体开始瓦解。

正如耶鲁大学教授约翰·惠特尼·霍尔所说,书中描绘的是日本政治的不确定过程,“那时的政策在一次次暗杀中曲折不定”。

《去国行》的诞生及内容

1864年11月10日,幕府免去了胜的海军奉行一职。在国内的希望破灭之后,浪人们分别逃到萨摩和长州寻求庇护。1864年,由胜介绍,坂本认识了萨摩藩的维新领袖,此后便成功地使他们接受了自己的思想。

明治一代人以特定主客观条件,历经种种挫折和演变,终于粗具近代国家的规模。康梁等人则一厢情愿地认为,中日两国文化与社会相似,依仗皇帝的支持,比着葫芦画瓢,一经变法必可使中国脱胎换骨。但是,因不具备明治维新的历史基础,戊戌变法的失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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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山河若破碎,巢覆完卵难为功。

1848年,坂本被送往高知城外一家由日根野弁治开的武馆学习剑术。他很快就成为日根野最优秀的学生之一。1853年,他被送往江户继续学习剑术。临行前夕,坂本从父亲那里接受了一套简单的禁令,它们是这位年轻的乡士所接受的价值观的总和:

对此,梁曾致信品川弥二郎,以吉田松阴为例对此种观点进行反驳。品川出身长州,曾受教于松阴,维新后因功被授予子爵。梁在信中说,松阴先生讲过,“观望持重, 今正义人比比皆然, 是为最大下策, 何如轻快直率, 打破局面, 然后徐占地布石之愈乎?又曰:天下之不见血久矣, 一见血丹赤喷出, 然后事可为也。”梁赞同松阴提出的“轻快直率,打破局面”的变革方略,认为在“数千年之疲软浇薄”的中国,“非用雷霆万钧之力, 不能打破局面”。信末更附上一笔,“启超因景仰松阴、东行(高杉晋作,号东行)两先生,今更名吉田晋。”这就是梁日本化名的由来。(《民国梁任公先生启超年谱》,第一册,第312页)。

萨长联盟是德川幕府走向衰落的重要一步,坂本和中冈的努力,不仅促成了萨长联盟,对德川幕府的最终垮台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促成两藩结盟之后,坂本和中冈忙着让土佐也参加进来。为此,他们通过坂本的海援队,继续从事各地区之间的商品交易,同时也开始传播成立议会式政府的新思想。

一夫敢射百决拾,水户萨长之间流血成川红。

他12岁开始学习剑术,在高知的几家武馆学习之后,成了一名得到大家认可的剑术老师。1854年他把家搬到高知,并在城里开了一家武馆。后来的土佐勤王党领袖大部分都出自他的门下。他的学生人数超过了120人。

城狐社鼠积威福,王室蠢蠢如赘痈。

《龙马传》截图

梁继而慨然怀古:当今的中国与三十年前的日本何其相似!幕府将军窃取大权,把持朝政,操纵天皇,作威作福。皇室受制于人,暗昧无知,形同附庸。唯萨摩、长州等藩志士,践锋刃、赴汤火,毅然倒幕。天下志士云集而响应,连战连捷,终于改天换日。日本国力蒸蒸日上,几凌驾于欧美。世人只知歌之乐之,却不知此乃百千志士的头颅换来。

当时房间里还有两个人,一个是中冈的随从,另一个是店家的仆役,坂本的仆人藤吉则在外间的屋里。过了一会儿,坂本要其中一人出去买些吃的。另一个人决定和他一起去,坂本和中冈继续在房间里说话。

150年前的3月14日,15岁的睦仁发表《五条御誓文》。 半年后,改元“明治”,睦仁即为明治天皇。当年投身“尊王攘夷”运动的志士们成了维新元勋。既然最大的障碍已经扫除,他们要将“尊王攘夷”付诸实践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江户各大剑术中心举行的比武大会,为联络关系和结交朋友提供了理想的机会。坂本精湛的剑术意味着他将和当时江户最激进鲁莽的年轻人混在一起。

梁感叹道,国难当头,儒生们庸碌无能,只知随风附和。光绪帝和维新志士励精图治,怎奈妖后、奸佞当道,无力回天。君友蒙难,自己逃出生天,忍痛舍弃故国,东渡日本求援。

第五条设想萨摩藩可能参战的情况。

“攘夷”更被抛诸脑后。明治政府不仅继承了幕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且实行了更为彻底的“开国”政策。日本全面向“夷狄”学习,引进技术,兴办教育,开放舆论,启发民智,推行信教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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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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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在信中说,中国局势与明治维新前夜的情形极为类似:光绪帝即天皇,慈禧太后即幕府将军;满族旗人即幕府官吏;保守派即“公武合体论者”,变法人士即“尊王讨幕论者”。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公武合体论”都不可能成功。不过,相较于日本,中国的维新事业更加困难,原因有三。 (1)皇室与幕府有君臣之分,而慈禧与光绪却有母子之名。 (2)天皇在京都,将军在江户,两无干涉,而光绪与慈禧同城而居,事事掣肘。 (3) “萨(摩)长(州)土佐”诸藩坐拥兵权,而“敝邦之长门(即长州)”的“湖南”却在“政变数日……一切权柄悉归守旧之徒,无不可用矣”。(《新党某君上日本政府、会社论中国政变书》)。

聚集起来悼念坂本和中冈的志士们很快想到要为两人报仇。维新战争期间,新选组和见回组的成员被抓来后,很快便被处死,坂本遇刺一事的来龙去脉从未完全揭晓。

1896年,大清国败给了蕞尔小国的日本,赔偿白银两万万两,割让台湾、澎湖、辽东半岛。一时间,舆论哗然,士林震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组织公车上书,呼吁效法日本,变法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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