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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革命既是满载希望的革命澳门新葡新京大全,法国大革命不仅结束了法国1000多年的封建统治

全书最后的“总结”部分集中地体现了拉波特作为现代革命史研究专家对1848年革命的价值判断和现实意义,他说的这段话很值得我们记取:“尽管革命失败了,但我们也不需太过悲观。1848年革命让数百万欧洲人第一次体味到了政治:工人、农民能在选举中投票,成为候选人,甚至成为议员。那一年公民自由的迅速繁荣为欧洲人民(包括妇女)提供了自由空间,他们通过政治社团和工人组织参与政治。尽管有些人是保守主义者而非自由主义者或激进主义者,但这并不削弱结论,因为保守主义本身也是一种政治立场,得到很多人真诚的支持。也许最伟大的成就是废除农奴制,废除了强加在农民身上的劳役。……此外,1848年暴露出来的诸如宪政、公民权利、社会和民族主义等问题,并不因为反革命运动试图压制民众的讨论和抗议而消散。”(432页)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提炼和强化的是1848年的真实意义——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它最深刻、最伟大之处在于使最广大的欧洲人前所未有地拥有了政治性,成为再也无法被忽视、被遮蔽的政治主体。另外,他深刻地指出了1848年革命失败的内在悲剧:“当要在国家统一和政治自由之间做出选择时,绝大多数自由主义人士选择了前者,只有约翰•雅各比这些例外选择自由。这让1848年的悲剧显得更加深刻——连自由主义者也做好了放弃自由、向权力低头的准备。”(434页)在全书的最后,作者把1848年与1917年和1989年联系起来,认为东欧和中欧人民最后远离了某些遗产,重新熟悉1789年和1848年革命的传统,重新熟悉自由、民主、民权社会和独立国家等原则。(447页)在这里我们更能理解拉波特在“前言”中说的那段话:“笔者相信,今天的世界依旧回荡着1848—1849年革命的余音,因而那段革命故事仍然值得我们回顾。”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新近出版的《1848:革命之年》是我国少见的系统介绍1848年革命的着作。作者迈克·拉波特现任格拉斯哥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法国史和革命史研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1848年革命是一个经典的课题。与其他史学课题类似,二十世纪后半叶1848年革命的研究路径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关注英雄人物的政治史向社会史、新文化史转变。新的研究不再将革命的议会、各大都市作为焦点,而将目光转移到各省的市镇与乡村上,从精英型的民族领袖转移到地方政治活动家、工匠、劳工、农民身上;研究十九世纪中期的社会、经济、文化的转变与革命之间关系;当时政治组织的性质、动员的方式,讨论政治活动的形式、象征符号等。从这一方面来说,《1848:革命之年》一书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更为有益的是,作者秉承着文化史研究的叙事特质,尝试将生动的叙事与社会结构、社会冲突、政治组织、政治生活的文化表达这些新的研究方法相结合,在生动描绘故事的同时,展示学界从不同角度对1848年革命的研究与解读。多年来中国学界对1848年革命的研究非常少,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他们对这场革命仍然比较陌生。希冀这本书的出版能引发更多人关注1848年革命,并推动对此展开研究,从而对欧洲这一场革命的反思中挖掘出更多的历史资源,也借以丰富我们对欧洲的理解,和激发起对欧洲未来命运的思考。返回,查看更多

革命前夕,德意志是一个四分五裂的邦联,德意志邦联由35个邦和4个自由市组成。南德的巴登公国首先发难,迅速波及德国西部和西南诸邦,相继成立了自由派内阁政府,3月13~16日,普鲁士首都柏林的工人、市民和大学生连续举行示威游行,并同政府军展开战斗。

世界从封建时代走向资本主义时代,是从欧洲开始的。欧洲经过长时间的中世纪黑暗时期,迎来了光明的一天。在此之前,欧洲大陆处在封建主统治之下,诸侯割据,压迫沉重,没有人权和自由,也没有产生现在意义上的民族独立国家。现在的意大利、德国等,都是在以后才统一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能够在世界发扬光大的一个大契机,就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 爆发革命 18世纪的法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但是法国又是欧洲大陆上典型的封建专制国家。它的农业占统治地位,工商业发达的程度,也在欧洲大陆首屈一指。但是专制政府不断提高税收,加重了对企业的盘剥。全国关卡林立,阻碍了国内贸易的发展。此时的法国社会分为三个等级。其中第一、第二等级为特权等级,特权等级包括教士和贵族,只占总人口的3%,却占有全国1/3以上的土地。第三等级包括农民、工人、城市平民和资产阶级,农民少地或无地,工人和平民生活困苦,资产阶级要求享有政治权利,社会等级对立严重。此时的法国社会还是依据出身而不是财产来决定其地位,这一点已经不适应社会的发展。总之,封建统治已经严重制约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影响了历史进步的潮流,这就需要一场革命,来除旧布新,完成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的转变。 就在这时,法国封建政府正在受到越来越严重的财政困扰。为了解决财政危机问题,国王路易十六被迫召集150年来从未召开的三级会议。这次三级会议成了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线。参加三级会议的第三等级代表提出限制国王的权力,把三级会议变成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这引起了国王的震怒和恐慌,他马上出动军警,封闭会场,禁止国民议会开会。1789年7月9日,国民议会改名为“制宪议会”,公开反抗国王,双方的冲突趋向激烈。 1789年7月14日清晨,愤怒的巴黎市民揭竿而起。而巴士底狱成为重要的攻击目标。巴士底狱是一座非常坚固的要塞。18世纪末,它成了控制巴黎的制高点,法国国王在那里驻扎了大量军队,专门关押政治犯。在某种意义上,巴士底狱成了法国专制王朝的象征。这一次,愤怒的起义者把它完全拆毁,象征着封建罪恶的巴士底狱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为了纪念巴黎人民英勇攻占巴士底狱的伟大功绩,法国把7月14日作为自己的国庆节。 巴士底狱的陷落标志着民众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的干预挽救了资产阶级,从此,后者不得不在关键时刻依靠街头下层民众提供“一次革命”。从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到热月政变,法国大革命经过了五年的历程,发生了三次大起义,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在三次起义中,人民群众都显示了伟大的力量,而且一再从危急中把革命挽救过来,进一步推动它向前发展。 《人权宣言》和王权的颠覆 1789年7月14日以后,制宪议会实际上成了法国最高的行政和立法机关。左右大局的是第三等级的代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利益的君主立宪派。不久,制宪议会又发布《人权宣言》。它的主要内容包括:人类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都是不可动摇的人权;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等。宣言揭示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原则,体现了摧毁君主专制的要求,否定了封建等级制度,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但在同时又承认了财产的不平等,维护了资产阶级的利益。 随着革命的爆发和发展,统治阶级惊慌万状。大批王公贵族逃往国外,从事反革命活动。路易十六拒绝批准制宪议会的决议和《人权宣言》,还准备以武力解散制宪议会。几支部队奉命向凡尔赛调集,国王的行为激怒了巴黎群众。1789年10月初,首都民众涌向凡尔赛,将王室强行带回巴黎,制宪议会也迁到巴黎。 1791年,制宪议会颁布宪法,规定法国为君主立宪制。制宪议会解散。根据宪法,同年新选出来的立法会议开幕。君主立宪派控制着议会的领导权。不久,来自国外武装干涉的危险加剧。 1792年春,法国立法会议对奥地利宣战,不久普鲁士站在奥地利一边对法作战。战争开始时,形势对法国不利。敌军闯入法国境内,革命处于危机之中。为了捍卫革命,法国人民奋起保卫祖国,组织义勇军,不断开往前线。在抗击外国武装干涉的战争中,路易十六的反革命面目充分暴露。1792年8月巴黎人民起义,攻占王宫,推翻了法国的君主制。 从吉伦特派掌权到热月政变 8月起义胜利以后,代表工商业者利益的吉伦特派控制着立法议会,掌握了行政大权。立法议会为民意所迫,宣布暂时停止国王的权力,决定召开由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9月,法国赢得瓦尔密之战的胜利,外敌入侵被制止。国民公会开幕,取代了立法议会。国民公会通过成立共和国的决议,这就是历史上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1792年底,国民公会开始审判国王。1793年初,路易十六以“阴谋反对公众自由和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在巴黎被推上断头台。处死国王,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它标志着封建势力遭到了严重的打击。 当时,法国面临的内外形势依然十分严峻。1793年5月底至6月初,巴黎人民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打倒了吉伦特派,把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雅各宾派推上了统治地位。雅各宾派采取了一系列革命的措施,“把恐怖提上日程”:在经济方面,严禁囤积居奇,对日用生活品实行最高限价政策;在政治方面,颁布了嫌疑犯法令,规定一切嫌疑犯都要收押和监管。许多嫌疑分子被处决,甚至路易十六的王后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雅各宾派实行的恐怖政策,在挽救共和国和拯救革命方面,起了不容抹煞的作用,但不幸的是,雅各宾派过激和恐怖的政策,也使它走向分裂和内讧。陷于孤立的罗伯斯庇尔未能完全守护住法国革命的成果,而反法同盟一而再地被各欧洲封建君主拼凑起来,它们一轮轮地围剿法国革命,企图恢复法国波旁王朝的封建统治。1794年7月27日,雅各宾派中被罗伯斯庇尔镇压的右派势力发动“热月”政变,逮捕了罗伯斯比尔和圣鞠斯特,建立热月党人统治。这时革命最危急的关头已过去,热月党人成立了新的革命政府——督政府,他们清除了罗伯斯庇尔时期的革命恐怖政策和激进措施,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正常统治,维护了共和政体,在法国国内维护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 但国外围剿革命的势力仍是浊浪滔天。此时,督政府中又一个新的政治明星应运而生,他就是拿破仑。历史又淘汰了热月党人,在“雾月”政变中,年轻的拿破仑执政,担负起并完成了扫荡欧洲封建势力、最后巩固大革命成果的重任。 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崛起 法国大革命的另一个成果就是使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欧洲大陆勃然兴起。 中世纪时,所有西方基督教徒都属于天主教会,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使用拉丁语;罗马帝国的普济主义存在于天主教会,存在于拉丁语,存在于神圣罗马帝国中,虽然神圣罗马帝国是个摇摇欲坠的国家。因而,在那些世纪里,民众应忠于国家这一点是无人知晓的。相反,大多数人认为自己首先是基督教徒,其次是某一地区如勃艮第或康沃尔的居民,只是最后——如果实在要说的话——才是法兰西人或英格兰人。 民族主义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期中得到了最大的促进。法国革命要求所有法国公民都说法语即“中央的或国家的语言”,来代替许多地区方言。它建立了公立小学网,来教授法语和灌输对国家的热爱。法国革命也促进了报纸、小册子和期刊的出版,这些读物写得粗浅、通俗,因而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法国革命还创立了如国旗、国歌和国家节日那样的民族主义仪式和象征。 19世纪,民族主义成为欧洲历史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以后又成为20世纪世界历史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在19世纪后半世纪,它变得愈来愈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其原因在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在于俾斯麦用马基雅维里式的外交手腕和他所称的“铁血”战争成功地统一了德国。 自由主义是欧洲第二个影响世界的伟大的主义。由于法国大革命的推动,到19世纪末叶,成年男子选举权已在西欧大部分国家被使用。甚至受崇敬的自由放任主义原则也逐步得到修改。一种新的、民主的自由主义发展起来,它承认国家对全体公民的福利所负的责任。因此,西欧各国由德国带头,纷纷采纳了种种社会改革方案,其中包括老年养老金,最低工资法,疾并事故和失业保险,以及有关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的法规。民主的自由主义的这些改革已成为我们当今时代的福利国家的前奏。 影响 法国大革命不仅结束了法国1000多年的封建统治,而且对欧洲各国的封建统治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的彻底性为此后各国的革命树立了榜样,因此它具有世界意义。法国大革命所确认的民主政治的理论原则,给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的欧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希望之光。法国革命的思想和原则在欧洲广泛传播,哺育了19世纪欧洲各国一代资产阶级革命家,甚至以“十二月党人”为代表的俄国贵族革命家,也是在法国革命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法国大革命对欧洲各国的革命运动和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最终造就了近代欧洲。

那么,就让我们重读卡•马克思写于1848年6月28日的《六月革命》(载于1848年6月29日“新莱茵报”第29号,《马恩全集》第一版第5卷,153—157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吧!尽管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阅读与理解肯定有区别,但是有些基本的道义、情感仍然是相通的。关于革命的失败,马克思说“巴黎工人被敌人的优势力量镇压下去了,但是并没有向他们投降”;是啊,失败并不等于投降。关于秩序,“秩序!——他所发射的霰弹在炸裂无产阶级的躯体时这样轰鸣”;更重要的是,“在1789年以来的许多次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没有一次曾侵害过秩序,因为所有这些革命都保持了阶级统治和对工人的奴役,保持了资产阶级秩序,尽管这种统治和这种奴役的政治形式时常有所改变。六月革命侵害了这个秩序。六月革命罪该万死!”关于什么是秩序、谁的秩序,马克思不是讲得很清楚吗?那么以后怎么办?“必须在行动中,在实践中解决问题。”他继续补充说,“资产阶级社会条件本身所产生的冲突,必须在斗争中加以解决,靠空想是消灭不了的。”在屠杀与镇压的风暴过后,马克思看到起义者“遭到报刊的诬蔑,得不到医生的帮助,被‘正直的人’叫做小偷、纵火者和流刑犯;他们的妻子儿女更是贫困不堪,他们的那些幸免于难的优秀代表被放逐海外。”因此,他想到“给这些脸色严峻阴沉的人戴上桂冠,是一种特权,是民主报刊的权利”。于是他在“新莱茵报”发表了这篇给起义者“戴上桂冠”的文章。拉波特在他的书中也部分地引述了马克思对六月起义的论述,比如关于起义者被杀害的人数,保守派的估计是150人,马克思的估计是3000人,他认为真相可能是在两者之间。又比如,他引述了马克思对镇压者的谴责:“资产阶级为自己所经受的死亡恐怖进行了闻所未闻的残酷报复。”(232页)

十九世纪中期,从法兰西到奥地利帝国的东部边境,从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到意大利的西西里,到处都出现了反抗专制、要求自由以及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抗争,历时两年之久。这便是1848年革命。从欧洲范围来看,这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1917年俄国革命前欧洲规模最大的革命运动。然而,相比这两场革命,学术界对1848年革命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场世纪中的革命一直遭到冷遇。事实上,从欧洲近代的历史进程来看,1848年革命的历史意义非同寻常。

德意志各邦革命的胜利,并没有解决德意志的统一问题。以解决德意志统一为名,于5月18日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召开国民议会。参加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都是容克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1848年革命前的欧洲政治可以看作是从两个方面不断增压的火药桶,直到猛然爆炸。一方面,欧洲各国全部是由保守派统治,只是在程度与统治方式上有所区别。奥地利是当时欧洲绝对君主制体系的中心,梅特涅是整个保守统治秩序的总设计师,他坚决反对一切呼吁立宪和自由的呼声,不允许存在任何政治上的反对意见,而且强调要把法律作为巩固统治的工具。在俄国,沙皇实行铁腕专制统治,建立庞大的秘密警察与线人队伍,以极为严酷的手法打压社会舆论,令知识分子和作家噤若寒蝉。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即位后就迅速摧毁了自由派试图建立立宪政体的希望,公然宣称“应该施行家长式的统治”。(12页)另一方面,政治高压不断积累着对抗的情绪与能量。关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记忆仍在自由主义者、激进主义者的血液中流淌,他们因此而在保守秩序统治下深感压抑和窒息;更年轻的一代自由知识分子虽然对法国大革命没有清晰印象,但是一直浸润在革命对自由的美好许诺之中。(20页)新一代的革命者迅速成长起来,意大利的朱塞佩•马志尼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他坚信革命必定会给欧洲人民带来真正的自由。在他组建的“青年欧洲”这个团体的影响下,欧洲各国出现了一股“青年现象”,“青年爱尔兰”、“青年瑞士”、“青年波兰”、“青年德意志”等纷纷涌现。除了“青年现象”之外,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个重要现象,那就是拉波特在书中前后两次提到的,虽然在整个运动中真正的坚定、激进的自由主义分子可能只有几千人,虽然绝大多数欧洲人并没有准备成为革命者,但是由于运动植根于普遍的苦难与社会政治压迫之中,因而它能引起民众的共鸣与回应。另外,由于统治者的立法在许多国家表现为压制新闻出版自由、干预教育、限制组建社团和限制自由议政,使很多受过教育的人感到十分沮丧与屈辱。从18世纪开始出现的“公民社会”在此期由于受教育阶层人数的不断增多而继续发展,公民社会与保守主义政权之间存在的分歧越来越明显。(24—26页)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由于知识分子开始思考社会贫困问题,出现了一系列被称为“社会主义”的思想,同时也引起了有钱阶层的恐惧心理。

《1848:革命之年》, [美]迈克·拉波特着,郭东波、杜利敏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496页,92.00元

这期间,大多数议员被各自的邦政府召回,剩下的议员迁到斯图加特,最后于6月18日被符腾堡的军队驱散。7月,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瓦解,德国1848年革命结束。

接下来各国的起义及其胜利无需赘述了,作者在“前言”中有很概括的表述:“暴力革命发展速度惊人,很快就席卷巴黎、米兰、威尼斯、那不勒斯、巴勒莫、维也纳、布拉格、布达佩斯、克拉科夫和柏林。激进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自由主义人士推翻旧政权,着手建立新的自由秩序。从欧洲范围来看,如此大规模的政治事件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尚属首次,也是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乃至1989年东欧剧变之前欧洲规模最大的革命运动。”首先,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搞清楚1848年革命的最基本诉求究竟是什么。作者认为在匈牙列革命中提出的《十二条》“这份纲领包括1848年革命的标准要求:言论自由、责任制政府(对议会负责的政府)、常设议会、公民平等、宗教自由、国民卫队、税收平等和陪审团审判。他们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解除农民身上的‘封建负担’。”(78页)这是革命爆发之初欧洲各国自由知识分子提出的普遍诉求,要求得到政府的回应和马上启动政治改革。其次,作者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同时爆发革命?革命为什么取得这样令人震惊的成功?他的解释性论述实际上包含有几点:1,在革命爆发前整个欧洲就对政治改革提出了广泛而普遍的要求;2,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感召和巴黎二月革命对欧洲的巨大影响;3,社会困境、经济困境、各国日益高涨的立宪诉求和政府的弱点和明显的不自信,使得革命具有了爆发性的力量,并保证了革命最初的胜利。在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拉波特对各国政府的分析:来自财政和武力方面的问题使政府遭受自信危机,因此在面对民众起义的时候失去了理智,有的打算投降,有的只能做出混乱而又矛盾的反应,处于前线的军队指挥官也进退失据;4,这时的革命者表现出跨越社会阶层和政治派别的团结一致;5,农民、工人和妇女对革命的支持;6,中产阶级在紧要关头抛弃政府,投向革命阵营,因为对旧政权失去了信心。(117—122页)这些因素看起来都是那么有力地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最后就是,1848年革命为什么很快就陷入失败的困境。在革命的初期胜利之后,如何建立宪政体制(选择什么样的议会制度、选举权如何分配)、如何构建自由和公平的秩序、如何处理民族主义与宪政主义和公民权利的关系、如何解决社会民生问题——所有这些几乎都是至今仍然深深地困扰着人们的问题,当时那种在急风暴雨中临时产生的革命联盟根本无法有效地应对这些问题。“自由派和民主派的革命联盟曾轻而易举地推翻了保守的统治秩序,但两个派别之间政见的分歧割裂了革命联盟,导致政治两极分化,进而带来悲剧性的结果。”(“前言”)与此同时,各国保守势力和军队缓过神来,暂时瘫痪的国家机器很快重新运转。当我们在阅读中目睹着巴黎六月起义的“血色夏日”,在接下来的“反革命之秋”中看到曾经一度飘扬着自由与宪法旗帜的城市如何相继陷落,这才更是我们“很难不投入感情”的时候。

于是,当中产阶层认识要求参与政治意识的时候,农民和工人更关注经济权利。在西欧,农民抱怨税收、地主残余的特权、限制他们进入森林和草地的传统权利,以及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其他问题。在东欧,农民则抨击残余的农奴制,他们要求废除强制劳役和封建地租,甚至获得他们耕种的土地。

1847年,自由主义者开始举行很多“宴会”,他们在此讨论了很多关于改革的问题,这些宴会后来被禁止。

前面讲过,当年我们在课堂上学这段历史的时候,授课老师特别讲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1848年革命的相关论述。因此今天在读拉波特这部著作的时候,很自然就把马、恩的文章也翻了出来。把拉波特书中的“巴黎六月起义”这一节与恩格斯写的《六月革命(巴莱起义的经过)》相比较,会发现恩格斯对当时战斗过程的具体描述和军事分析是拉波特无法做到的。在1848年6月1日至11月7日的“新莱茵报”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起义与镇压发表了一系列时评文章,当时的 “新莱茵报”是欧洲唯一一份从一开始就坚决站在起义者一边的报纸。恩格斯连续写了好几篇文章,以政治家的立场和军事观察家的目光详细评述了六月起义的过程;马克思在《六月革命》一文中指出六月起义同过去一切革命的原则区别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在这些文章中,他们高度赞扬了示威抗议者者抢夺军火、冲击政府机构和警察机关、打乱社会秩序等具体行动,同时也劝说起义者要注意保存实力,不要上政府挑衅行为的当。关于民族国家与自由的问题,恩格斯在《德国的对外政策》一文中不但谴责了德国政府对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武装干预,而且批判了“德国人民的罪过”:“要是他们不盲目无知,没有奴隶精神,不甘愿扮演雇佣兵和‘仁慈的’刽子手的角色,不甘愿充当‘天生的’老爷们的工具,‘德国人’这几个字在国外就不会被人当作充满仇恨、诅咒和蔑视的骂人话,而受德国奴役的各族人民也早就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正常条件。……德国将来自由的程度要看它给予毗邻民族的自由的多少而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178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

1848年之后的一个世纪中,最积极纪念它的声音来自劳工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参加各种工人组织,通过《新莱茵报》参与运动。他们留下了许多与1848年革命相关的文本,如《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前,德意志的社会主义者会在3月18日,柏林巷战的纪念日,游行到埋葬起义者的腓特烈斯海因公墓。法国、意大利、奥匈帝国的一些地区,社会主义者也积极纪念1848年的抗争。这些纪念活动部分促使历史学家将1848年革命主要与劳工运动相联系。

1849年3月,议会通过帝国宪法,确定某些自由、民主权利,选举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为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皇帝。但威廉拒绝加冕,普鲁士和奥地利各邦君主也不接受国民议会通过的宪法。同年5月,德意志西南各邦人民发动起义,掀起维护帝国宪法的斗争,结果失败。

在1848年最初的曙光中,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法国众议院向保守势力发出最后的预警:“你们没有本能地感受到欧洲大陆又在震颤吗?你们没有嗅到空气中革命的气息吗?”他力谏政府对议会改革做出让步,扫除腐败顽疾,挽回民心。但是他被嘲笑为杞人忧天。其实,这时在意大利已经燃起了所谓“烟草暴乱”的反抗烽火,绝对君主制很快就崩塌。紧接着是巴黎二月革命,在2月22日那天人民上街游行,很快升级为暴力冲突,游行者面对子弹和军刀筑起了街垒。第二天晚上,面对庆祝基佐下台的游行群众,士兵的紧张导致开枪,激起了民众的愤怒和更激烈的反抗。25日凌晨,诗人拉马丁在市政厅的阳台上宣布“共和国成立了!”七月王朝的统治崩溃了。拉波特在书中所描述的那种图景,竟然让我想起1970年那句传诵一时的话:“旧世界风雨飘摇,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欧洲性的革命,各地的革命者虽然共同的理念,但革命也唤醒了各民族的解放与独立的愿望,或者说,民族的独立也就是这场革命的一项内容。但在革命唤醒了民族主义和民族独立的同时,也随之带来了不同民族间的利益冲突。匈牙利从要求自治权转变为宣布独立,匈牙利在反抗奥地利的统治时,其境内的斯洛伐克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也在反对马扎尔贵族,追求自身的独立。法兰克福议会里,议员们为大德意志方案和小德意志方案争论不休。普鲁士与丹麦差点因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发生战争。德国历史学家法伊特·瓦伦丁认为,1848年革命是一个关键节点,此前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能够共存,此后二者彻底对立。的确,这一观察是正确的,此后的欧洲陷入了激烈的民族冲突之中,只有在“二战”之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开始才让人们重新审视这场他们共同的革命,关注欧洲整体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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