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新京网上导航-手机app下载大全 > 文学作品 > 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的澳门新葡新京网上导航:《翻译之耻,本书总结了张先生多年来对于中国古代

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的澳门新葡新京网上导航:《翻译之耻,本书总结了张先生多年来对于中国古代

在翻译外国著作中的“技术处理”,在删除、改变名称等手法之外还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忠实还原。如1991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索尔仁尼琴《癌症楼》,特别注明该译本所依据的巴黎版“恢复了检查机关删节以前的原稿原貌,并经作者亲自校正”。1975年三联书店翻译出版的美国学者海斯、穆恩、韦兰合著的《世界史》(全三册)的中文版“出版说明”一方面花了不少篇幅批判该书的反动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另一方面则说没有对原书正文做任何“技术处理”。这是否可以看作是翻译政治中的“差异伦理”的具体例证,可以说明差异性与归化原则的合理并存?

第七章“畅销书”认为,译作能在译入文化中成为畅销书,是由于译者对译作进行了“归化”修改。韦努蒂动用大量篇幅考察了卡米罗书系在美国的接受、编辑与翻译的过程,以此来详述大众的通俗审美观和精英审美观对翻译的影响。

德语世界对老子的关注可追溯到18世纪。老子学说在进入德语国家学术界之初并未引起学者们的太多关注,对老子及其学说的介绍主要散见于德语学者们所著哲学书籍的中国部分,如语言学家约翰·法布茨斯在《学识通史概论》中描述了道家思想在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性。康德在1794年发表的《万物的终结》中也提及老子的思想。但是专门研究老子及《道德经》的文献资料非常稀少,老子思想经常作为当时在西方世界甚为流行的儒家学说的补充,如赫尔德在《人类历史哲学的概念》中描写了中国宽容的宗教政策,儒家、道家和佛教的信徒及其他来自西方的犹太人和耶稣会士均和平相处。

作者: [美]威廉·卡弗特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副标题: 现代早期城市的能源与环境原作名: The Smoke of London: Energy and Environment in the Early Modern City译者: 王庆奖 / 苏前辉 出版年: 2019-5页数: 388定价: 69.00元

一 文学变异学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一个专题化研究文学、理论、批评在异质文化传播中意义变异的分支。文学变异学下的语言变异研究主要指文学现象穿越语言的界限,通过翻译而在目的语环境中得到接受的过程,也就是比较文学中的翻译研究。它关心的是文学交流中变异现象是如何通过翻译折射出来的,这种变异又反映了什么问题。事实上,比较文学自诞生起就与翻译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1931年,法国比较文学家梵·第根在他的《比较文学论》的第七章“媒介”中正式谈论了译本和翻译者问题,开了在比较文学领域里讨论翻译问题的先河。但是,他关注的是译本相对于原文是否“完整”,是否“准确”。译本与“原文之思想和作风的面目,是逼真到什么程度”。他倡导对译本进行实证性研究,并指出要注意译者“序文”的重要价值,要关注译者的传记、文学生活、社会地位等背景资料,以便更好地把握译者的媒介作用。翻译研究成为了比较文学领域内的一个分支,即媒介学或媒介研究。媒介学作为传统影响研究的范畴,“是主要研究不同国家文学之间产生影响联系的方法、途径及其规律的影响研究”。“媒介学方面的研究,同流传学、渊源学的研究一样,都是需要艰巨细致的考证与辨析、深入全面的探究和分析,方能求得有‘事实联系’并令人信服的结论与认识”。但实际上翻译和一般的媒介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区别。翻译作为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活动,在交流的过程中,由于语言、时间、空间、文化等的差异,其传递的信息会不可避免地发生改变。所以,译文相对于原文,不仅在语言形式上,而且在语言内容上也会表现出变异,而文学翻译的创造性特点正反映在这种变异上。所以,关注翻译文学中的变异现象,发掘其背后隐藏的深层的原因,对比较文学学者而言是极具研究价值的工作。 全球化时代为比较文学研究创造了一种新的语境。在新语境下,把翻译研究仍归于媒介学———传统影响研究的范畴,运用实证性、科学性的方法考辨文学传播的事实,描绘文学影响实际发生的路线图,这种研究既无法揭示推动文学传播和发展的动力机制,也不利于文学翻译研究的发展、深化和扩充。因此,翻译研究必须突破传统的媒介学范式,建构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 基于对比较文学中出现的理论困境的思考,比较文学学者曹顺庆教授提出了文学变异学这一新的研究范式。该范式从跨文化的视角,将变异和文学性作为其学科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以及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个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变异,探究并揭示出文学事实是如何在流动过程中发生变异以及产生这种变异现象的内在规律性。在当前全球化的语境下,翻译研究亟待超越传统的研究范式,从更广阔的背景上去探讨和分析。文学变异学下的翻译研究正体现了这一研究特征和走向,它从传统的实证性研究走向了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文化/文学研究,它在译本变异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差异的深入分析,一方面关注文学文本在语际转换中文化意象的失落与歪曲,另一方面研究文学文本在不同文化之间的误读和误释问题。它着力关注的不是原文本与译本之间的“同”,而是“异”;不是突显它们之间的“同源性”,而是强调“差异性”。 二 综观古今中外的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语言的变异现象并不罕见。如果我们局限于对其进行传统的纯粹语言层面上的研究,势必无法对这种现象做出合理解释。20世纪后期,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兴起并很快波及全世界。后现代文化语境下产生的众多文学理论,给比较文学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机。西方的阐释学和解构主义从根本上为变异学视野下的语言变异研究提供了学理依据,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更进一步揭示出语言变异现象背后深刻的文化内涵。 英国的乔治·斯坦纳在《通天塔之后》中提出:翻译即是解释。也就是说,翻译实质上是一个理解和阐释的过程。现代阐释学将时间和历史引入文本阐释之中,关注个人所处的特定的时代氛围和历史文化传统。其代表人物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总是摆脱不了“主观的偏见”。“偏见并非是不正确的或错误的,并非不可避免地歪曲真理。事实上,我们存在的历史包含着词义上所说的偏见。偏见就是我们对世界开放的倾向性,它是我们经验任何事物的条件———我们遇到的东西通过它们向我们诉说些什么?”伽氏还指出,理解从根本上说是理解者与理解对象之间的对话过程。文本的意义是读者与文本对话的过程中达到“视野融合”之后生成的,所以,文本的意义是一种动态生成物,不是静止的、绝对客观的,而是多元的、无限的、不断更新的。这些观点极大地启发了翻译研究。传统翻译研究中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译文与原文何以不能对等”等问题在这里就从阐释学的角度轻松化解了。现代阐释学对“偏见”的积极态度,促使翻译研究承认并关注翻译过程中的变异现象,进而发掘变异现象发生的内在原因。 解构主义以消解性为主要特征,批判和颠覆了结构主义关于结构和意义等重要概念,从根本上动摇了“忠实”原则的基础。罗兰·巴特认为文本就像一个洋葱头,由许多层构成,里面没有核心,唯有一层层剥下去。这意味着文本没有唯一的、一成不变的意义,因此读者可以对文本做出多种解释,译者可以制造出多种译文。文本的意义不是由文本自身决定的,而是由译文决定的。在解构主义思想的影响下,韦努蒂在《重新思考翻译》的前言里指出:“译文是永远不可能‘忠实’于原文的,多少总是有点‘自由’发挥。它的本体从来不确定,总是存在对原文的增减。它也从来不可能是透明的表述,而只能是一种诠释的转化,把外语文本里的多义与歧义显露出来,又带入同样多面、同样分歧的意义。”解构主义者高呼“作者死了”。随着作者的“死去”,读者被解构主义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阐释权。作为原文文本的第一读者的译者,也因此获得构建原作意义的自由,译者变成了与作者一样的创作主体,建立了译者自己的权威性。解构主义的实质是“存异”,而不是“求同”。解构主义视阈内的翻译研究为我们探究文学中语言变异的原因打开了一扇窗口。 三 在西方文学理论中,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为我们研究文学变异学下的语言变异现象带来了极大的启示。“由于它的著作的跨学科性质,每一种学术性学科……都能从它那里得到某种启发。”在福柯眼里,权力是一种控制力和支配力,它们形成一个动态的权力关系的网络,任何人都不能独立于这个网络而存在。福柯的“话语”内涵早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语言学概念,话语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所有权力都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话语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同时也是掌握权力的关键,权力与话语不可分割。福柯相信,一个社会中的各个层面都有特定的“权力话语”,它如同一个缜密的网,控制、驾驭着人们的思维和活动。翻译作为人文活动的一个方面,自然也摆脱不了权力话语的制约,也被权力话语所建构。对于译者而言,他本人的知识连同他的话语(译作)也必然受到“当下”的权力话语的操控和制约,因而翻译活动势必留有“权力话语”的烙印。以前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例,由于受中国当时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译者对原著进行了“改造”,删掉了保尔加入“工人反对派”以及与两个女友间的爱情故事等在当时认为有损保尔崇高形象的情节。90年代该书的全译本面世,较之以前的译本,全译本篇幅的增补内容竟达4万字左右。 后现代女性主义学者运用福柯的话语理论,将它与女性主义的政治目标进行了结合。在实践中,女性主义者公开地干预文本,使语言发生变异,使文本陌生化。她们大胆尝试使用新的词语、新的拼写、新的语法结构、新的意向和比喻、以及一些“文字游戏”,旨在超越父权语言的陈规,突出女性的身份特点和人们对女性的习惯认识。例如阿伍德对丽兹·高文的《她人的信》所做的女性主义化的翻译———作者在她的文本里使用的是全称阳性词,译者给予了“纠正”,在译文借用法语形式的地方予以避免,在原作热衷于使用“Quebecois”的所有地方,译作一律替之以“Quebecois-e-s”。阿伍德在她的前言里解释说:“我的翻译实践是一种让语言为女性说话的政治活动,如果一部翻译作品有我的书名,就说明我已采用了一切翻译手段让语言女性化。”这种翻译无疑具有鲜明的政治目的。 作为文化理论的一支,后殖民理论以其意识形态性和文化政治批评性突破了纯文本形式研究的局限性,为变异学视野下的语言变异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文化视域和研究策略。它揭示出译文变异现象背后的深层文化内涵———两种文化之间的权力斗争和权力运作。例如,从后殖民视角来看,在西方翻译的东方文本中,彼得神父翻译的《可兰经》在中世纪的时候广为流传,可是其中有九个章节竟然是彼得自作主张加上去的,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变异。这里翻译的过程是一场权力之争,译者以征服者的姿态施展他们的权力,随心所欲地对待、处置弱势文化中的文本。 强势文化在把弱势文化的文本翻译到西方的时候,归化的翻译方法是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策略。但是,如果对弱势文化中的翻译文学进行考察的话,我们会发现有一些文化上处于弱势的国家,例如爱尔兰,也会采用极端归化的手法,来保护自己的文化,特别是自己的语言。因为英国长期的殖民统治,爱尔兰文化几乎一度被英国文化所同化,爱尔兰语也曾到了灭绝的边缘,很少有人使用,有逐渐被人们遗忘的危险。学者们在翻译中故意使用地道的爱尔兰语,使人们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熟悉自己的民族语言,久而久之,就起到了挽救民族语的作用。由此可见,翻译中的变异不仅可以颠覆西方文化的霸权地位,而且可以壮大处于弱势地位的第三世界文化,是一种建立文化间平等对话关系的积极的手段。因此我们可以说,翻译远远不是一种简单的语言转换过程,其中存在着许许多多的中介,我们应更多地关注原文在新的语境下如何变异从而产生新的事物。 四 迄今为止,从文学变异学的角度对语言变异现象的研究还很不够。其实,如果我们把译本中的语言变异现象与那些因为译者能力不足或粗制滥造而导致的错译区分开来,把变异现象作为一个既成事实,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看待,就不难发现,研究变异现象确有其独特的、甚至令人意想不到的意义。 综观中外翻译史,文学翻译中的变异对跨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的例子俯拾即是。例如,1981年商务印书馆在推出“林译小说丛书”的出版说明中指出:“林纾首次把外国文学名著大量介绍进来,开阔了我国文人的眼界,因而又促进了我国现代小说的兴起和发展。……域外小说的输入,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国文学结构的变迁,是20世纪中国小说发展的原动力。没有从晚清开始的对域外小说的积极介绍和借鉴,中国小说不可能产生如此脱胎换骨的变化。” 类似的翻译史实在西方译史上也不胜枚举。美国诗人艾迷·罗威尔翻译的杨贵妃的《赠张云容舞》诗曾被吕叔湘先生赞扬为:“这首诗译得很好……原诗只是用词语形容舞态,译诗兼用声音来象征……所以结果比原诗更出色。” 这种变异促成了诗歌语言形式上的创新。19世纪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在翻译法国诗人帕尔尼的诗歌时,把帕尔尼平庸的即兴诗歌变异成赞美青春生机的动人颂歌,而且文笔流畅自然,大大提升了原诗的美感和艺术价值。另外,在新的民族文学形式出现的时候,翻译会被视为扭转权威的历史关系的途径。例如,拉封丹的《寓言》在19世纪被翻译为海地的克里奥尔式法语;莎士比亚在20世纪披上了魁北克英国化了的城市俚语那大咧咧的风格外衣。这种对高雅的写作形式的戏仿变成了文化调整的工具。读者受到激发,被迫去衡量传统的高雅语言与文学语言的新生形式之间的差距。巴西的现代主义作家则利用翻译中的创造性的变异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如巴西的坎泼斯兄弟引入翻译中的“摄食”理论以及由此而实行的翻译实践,彰显了巴西人自己的“多元文化”,拒斥原来作为欧洲文化的“附庸”角色,向世界证明了自己的“文化身份”。 在当代文化语境下,异质性文化/文学的交流是在充满碰撞与张力的文化关系网络中发生的行为,不同文化/文学之间的碰撞必然会发生冲突,从而使变异成为必然。所以,传统的忠实观念应当重新加以诠释。我们不仅要关注原文与译本在语言层面上的转换,还应更多地关注作为行为的语言变异现象背后隐含的深层的内因。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在变异学的视阈下重新认识语言的变异现象,可以为翻译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武器和视角,同时也有助于比较文学反思和重新定位学科的目标,有助于发掘文学新质的生成机制以及探讨文学发展的动力问题,是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重新构建的有益推动和新的尝试,对比较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在米卡罗这个形象中体现的个人主义精神、男性理想形象和父权家庭模式非常迎合当时美国阅读大众的文化期待,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文学想象。“美国读者将瓜雷斯基看作是一个证实了在男性异性恋的权力与反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关联的作家。”(202页)不仅是他的作品,而且是他本人的形象所传达给美国读者的印象。“正是这一意识形态结构,塑造了一种特殊的性别、阶级与国家认同,这是美国接受瓜雷斯基作品的特点。”(204页)这是翻译的接受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论题,韦努蒂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

古埃及文字

随着德国汉学的重建,战后毕业的第一批汉学博士逐渐成为西德汉学界的领军人物,德博(Günther Debon)便是其中的代表,他在1961年出版了译作《老子·道德经》。译者过硬的专业知识和语言功底让该译本成为20世纪中期最经典的《道德经》徳译本之一,汉学家顾彬称其为“语言最优美的译本”,德语文学翻译家杨武能也将该译本称为“最为人称道的一个译本”。德博提出在翻译时要尽量保持原文在表达上的朴素和思想上的纯洁,尽量避免由于对古文的误解、省略、错误记录而搅乱了翻译作品质量。

作者: [美]劳伦斯·韦努蒂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副标题: 走向差异伦理译者: 蒋童 出版年: 2019-3页数: 322定价: 38.00

韦努蒂在他的著作中似乎没有论述的一个问题是原著在异域的被禁与在他国的翻译出版,这是20世纪的翻译与政治关系中的重要论题。由于原著作者所在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等原因,常常会出现原著在自己的国家被禁而其译本却在其他国家出版的情况。例如,《古拉格群岛》俄文版全书于1973年至1975年在法国出版,在中国大陆,群众出版社于1982年12月以“内部发行”名义翻译出版了这部著作,译者在出版前言中申明“索尔仁尼琴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都是反动的”,同时也说明译文没有作任何删减。但在苏联国内,对索尔仁尼琴作品的出版禁令要到了1989年才解除。另外一个例子也是苏联的。尼•伊•布哈林在30年代大清洗中蒙冤而死,苏共到1988年正式为布哈林平反、恢复党籍,但是在80年代初期的中国,就已经有了一批关于布哈林的译著: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的《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布哈林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肯•科茨《布哈林案件》(王德树译,人民出版社, 1981年)、斯蒂芬•F. 科恩《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政治传记 (1888-1938)》(徐葵等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苏绍智等主编《布哈林思想研究》(译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等。

转自: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

1870年至1933年是《道德经》德译的肇始阶段。期间,德语世界出现了第一次传播和研究《道德经》的热潮。这一阶段正是德国乃至整个欧洲饱受战乱折磨的动荡时期,知识分子们转而在东方思想中寻找精神的慰藉,探求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东方文化研究成为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学术界的新热潮。然而,来自遥远国度的东方思想要在基督教思想占主流的西方社会土壤上生根发芽并不容易。正如远赴中国的“索隐派”传教士为了将基督教带入中国民众的生活中而将《圣经》和中国古代典籍进行类比,早期的《道德经》德译者们也同样希望找出老子学说与基督教之间的相似之处,以此为突破口,让德国读者更容易接受这部来自古老东方的哲学典籍。因此,该阶段的许多译者将《道德经》看作一部宗教思想作品,他们的翻译或渗入过多宗教因素,或因为语言不通而谬误百出,或仅是昙花一现之作,但这些水准参差不齐的译本却奠定了《道德经》和老子学说在德语世界传播的重要基础。

曾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台湾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访学。主持完成省部级以上研究课题5项;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俄罗斯研究》、《德国研究》、《东北亚论坛》、《西伯利亚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00多篇;独撰《北京与莫斯科:结盟?对抗?合作》、《赫鲁晓夫与苏联治理》等学术专著5部;论文著作荣获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优秀成果一等奖、浙江省高等学校优秀成果二等奖等10项嘉奖。

在翻译的耻辱与悲情的背后,我们也应该看到它的自豪与光荣。

韦努蒂的翻译研究,目的有二。一是有关翻译学科的构建。为此,他引进了诸多理论家的术语,搭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在《译者隐身》中有改变阅读译文方式的症候式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凸显译者主体性的“译者的隐身”(translator’sinvisibility)、话语策略与翻译伦理合一的异化归化翻译(foreignization and domestication)、作为异化翻译策略的“反常式忠实”(abusive translation)与“对抗式翻译”(resistancy);在《翻译之耻》中有让翻译蒙难的“翻译之耻”(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抵抗译入语文化的“少数化的翻译”(minoritizing translation)与“语言剩余”(remainder)、“文化身份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identities)、考察翻译产生社会影响力的“存异与化同伦理”(ethics ofdifference and sameness)、“因地制宜伦理”(ethics of location)以及之后的批判的阐释型(hermeneutic model)与定于一尊的建构适合译者以及翻译研究的一种翻译文化(a translation culture)等等。二是他把这些术语当作“标准”,并以此来衡量翻译产生的影响。在韦努蒂看来,翻译无论好坏,以能促进语言、文化的变革与更新为指归。这两条线索互相交织、互相影响,共同成就了韦努蒂的理论“大业”。

二战后,德国汉学研究经历了战后重建、东西德的不同发展到两德统一之后的各高校汉学系和汉学研究所齐头并进、各有侧重的局面。在此阶段,《道德经》的翻译和研究逐渐成为德国汉学重要组成部分,呈现多元化、学术化和国际化的特征,最重要的表现是,不少译本是从其他语言转译为德语的。如1955年出版的名为《老子》的译本就是德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者戈罗夫·戈登何文将林语堂于1948年在美国蓝登书屋出版的著作《老子的智慧》作了德文转译。译者扎实的语言功底和对林版的理解,为读者呈现了较完美的译本,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该译本同样也是德译者戈登何文的作品。

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外交史研究

澳门新葡新京网上导航 1

韦努蒂以自己的翻译研究和持续30多年的翻译实践告诉人们,翻译带来了巨大的语言、文化和社会变化。这就是翻译所烛照出的神韵。韦努蒂以此彰显自己对英美主流文化的抵抗。在韦努蒂为翻译及翻译学科鸣不平的声音之外,我们也感受到了韦努蒂在诚恳地期许一个没有翻译之耻、没有翻译悲情的乌托邦,他渴望一种可以让翻译稳定栖身的价值,一种属于翻译与译者自身的、健康的、良性发展的翻译文化。从他的翻译研究中,我们清晰地感受到,摆在翻译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任务,不是对“能不能翻译”这一问题的反复追问,也不是对“如何翻译”进行应用型的研究,而是“应该”通过对已有的翻译事实如何展开充分的研究,以考察翻译所产生的社会、历史以及文化变革。这样,译者与译论者将不会感到耻辱,而会从容地从隐身的后台走向显身的前台。我们从韦努蒂的翻译研究来审视,翻译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的确一再促进着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

奥地利汉学家、翻译家恩斯特·施瓦茨在1970年出版的《老子·道德经》是20世纪中期的另一部经典译作。译者认为翻译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对概念的把握,因为《道德经》中许多概念都是多义的,而原著中并未明确给出这些概念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具体相关信息,而译者则需要从传统的翻译观点中解脱,因此施瓦茨尝试缩小中文和德文之间的语言差别,譬如原著中单独汉字可以作为名词、动词或形容词等使用,为了在译文中保持汉语的这个特点,施瓦茨还在译文中大胆尝试模糊名词和动词。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孙少华,1972年9月出生于山东省莱芜市。2009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

瓜雷斯基的小说以幽默与讽刺为最大特色,在20世纪50年代十分流行。惭愧的是我的孤陋寡闻,在此之前竟然不知道这位意大利作家。韦努蒂对他和其作品及译作的概括性介绍是:“他的小说笔锋犀利,富于讽刺。他最受欢迎的几部作品的主要人物唐•卡米罗(Don Camillo),是意大利北部村庄的一位牧师,卡米罗和共产主义镇长佩彭内(Peppone)时有意识形态的饶有趣味的小冲突,并总能获胜。瓜雷斯基的作品翻译于冷战时期(即西方民主国家与共产主义阵营间的政治与经济斗争),他的全球知名度很大程度上源自反复出现的反共产主义主题。然而,译本为了争取畅销书的地位,不得不迎合当时的多种文化期待,迎合不同本土读者群,迎合不同于在意大利本土获得的期待。”(197页)接着,他详细论述了瓜雷斯基的作品在美国的翻译引进与畅销过程,我认为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综观《译者隐身》与《翻译之耻》这两部着作,韦努蒂教授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大学术背景下对翻译史采取多学科综合的研究方法,不但建立起颇具建设性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建构思想,而且为当代译者的新形象及其生存状态的构建奠定了基础。这为欧美翻译理论界,甚至整个国际翻译理论界,发出了截然不同的声音,为当代翻译理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并引发译家、译论家对翻译问题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从而加速翻译研究从学术边缘走向中心的步伐。这是韦努蒂教授“一以贯之”之道。

北京大学德语系洪涛生教授(Vincenz Hundhausen)为 该 阶 段《道德经》翻译乃至德国汉学研究作出巨大贡献。他于1924年在北京创办了自己的私人出版社——杨树岛印刷局,主要出版德文版的中德两国文史文献。弗朗茨·埃森的译作《老子·道德经》正是在1941年由杨树岛印刷局发行。译者认为《道德经》并不是老子的个人思想成果,而是老子将他生活时代流行的成语、生活格言、民间谚语、教育格言等整理创作而成。第二年,洪涛生也出版了自己的译作《老子:作为世界法则和模版的“一”》。他原计划将此书归入自己主编的丛书《思想》中,由柏林的亚特兰蒂斯出版社出版,但由于战争和政治原因未能正常发行,因而洪涛生在杨树岛印刷局出版了自己的译本。虽然该译本并未附上译者的阐释,但由于洪涛生在华任教,可直接深入接触中国文化,较之同时期的其他译本,该译本具有较强可读性,且他不屈服于政治迫害,坚持传播中国文化的努力更让人钦佩。

作者: 张衍田 著 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定价: 48元

三、在瓜雷斯基作品的翻译、传播过程中,出版商、编辑、译者所起的作用极其重要,这一过程极为复杂。令我有点惊讶的是,在翻译过程中对原著的删减、章节的调整与重组、词语翻译中的选择(有意选择美式英语和口语表达法等)、语言风格的改变乃至对原著中的意大利风土事物的改变,其变化之大时常超乎想象。这一切都是为了适合大众的阅读与审美趣味,它们的畅销就是这种改造的成功证明。就这样,读者甚至感觉不到读的是译作而不是原作,“该译本最非凡的是,对于美国读者来说,将美国本土行为规范及意识形态铭刻进译作的过程是无形的。……美国读者阅读翻译时,要在译作中找到英语的方言,找到他们时代的主流价值观以及任何想象中能够用于自身文化和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法”。(228页)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彻底的“洋为中用”,或者说是翻译生产中的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

第三章“版权”认为,版权法也是翻译之耻的根源之一。现行的版权法注重原创,贬低译作,无视译者的创造性付出,因而直接造成出版商对译者的经济剥削。原作者的创作行为受限于写作目的、读者群、文化、历史等因素,译者创作译作,是截然不同于写作过程的,因而可视为独立的创作。如果原作者和出版社非要把持住作品不放,则这些作品就会毫无翻译价值。秉持着这一认识,韦努蒂认为原着出版后的五年,译者即可无偿使用原作。

初步发展:发展与停滞

在近代中国的“转型时代”,孔教运动的赞同者或反对者都面临一个问题:究竟应当如何处理政教问题以重建中国政教秩序?作者通过对儒家政教问题来龙去脉的梳理,对政教问题在不同时代儒家学者所提出的解决方案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清末以来康有为“政教分离,双轮并驰”的立场、梁启超“分则两美合则两伤”的政教观产生的背景、内涵及其关联和异同展开了极具力度的检讨,从而展现出“近代新儒家”重在调适传统的保守主义风格

从韦努蒂的“翻译之耻”很自然会想到我们自己的翻译与文化的关系问题,虽然角度和状况都有不同,但也有些共同的地方。比如,我们可以从一些词语的翻译看到“归化”中的翻译与政治。 简•莫里斯《世界:半个世纪的行走与书写》(方军、吕静莲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的中译本有一个译名的问题值得注意。这本《世界》从珠峰开始谈起,“珠穆朗玛峰1953年”,问题是,在英文原著中真的是写着Chomo Lungma(这一写法出自C.K. Howard-Bury,转引自林超)而不是Everest吗?1855年,在英国人主持下的印度测量局对该峰进行测量,并以该局前任局长埃佛勒斯(S.G.Everest)的姓氏命名此峰。1952年,中国政府将埃佛勒斯峰正名为珠穆朗玛峰。关于这段命名公案,我国地理学家林超先生在1958年撰写的《珠穆朗玛的发现与名称》一文(收入《林超地理学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中予以详细论述。文中提到,“到现在,除了苏联和另外几个国家已改用珠穆朗玛外,其他各国,还大都沿用挨佛勒斯的名称”。因此在1953年的莫里斯似乎不可能用Chomo Lungma这一写法。手头没有原书,只好存疑。如果原文是Everest,中译本译为“珠穆朗玛峰”,我认为有问题。在翻译的忠实原则面前,要解决“政治正确”的问题并不困难,在这里加个译注就可以解决。其实,我在1999年进入珠峰地区的时候,在《通行证》上“攀登山峰”栏里注明的仍是Everest,当时我想可能这是因为这类证件主要是发给外国登山者的缘故。这是对的。

澳门新葡新京网上导航 2

汉学研究者安斯盖·盖斯特纳在2008年出版的《老子:多个译本的翻译和评论》是一部长达500多页的巨著。该书除了将王弼《老子道德经注》翻成德语之外,还在译本旁附上王弼版原文、马王堆帛书《老子》及楚墓竹简《老子》相关原文,且在每章对应的注解中解释各版本的异同。译者在翻译时并非以将《道德经》的语言转换成更接近德语的表达作为目标,而是力图接近原文,希望将译作以一种异国化的语言形式展示给德国读者。

拉波特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革命史,包括1789年法国大革命、英法美革命的比较,曾参与“革命的多米诺骨牌”项目,探讨1848年革命对现代世界的影响。代表作包括:《反叛的城市》《法国革命中的民族问题和公民权利》《拿破仑战争导论》等。拉波特学术功底深厚,对历史和生活充满热情,喜爱在城市中漫步,研究历史事件是如何在大街小巷展开的。他充分利用档案及历史参与者的私人记录,使得其作品不仅翔实地展现了历史的发展,而且描绘出当事者的体验,生动有趣。

《翻译之耻:走向差异伦理》,[美]劳伦斯•韦努蒂著,蒋童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3月出版,322页,38.00元

第一章“异质性”从学理层面阐明翻译是一门广阔的学科领域,涉及语言学、多种外国语言、比较文学与人类学。在这些领域不可通约时,对翻译的误解便会产生。为了突破这些误解,韦努蒂引入“少数文学”的概念,并认为语言是一种合力,标准方言占据着主导,翻译要释放出“语言剩余”,这样就会颠覆标准方言。少数化翻译所带来的异质性话语,能彰显原语与目的语之间的语言文化差异。韦努蒂站在这一立场上,极力地批判了语言学翻译理论的诸种局限。

全面发展:新研究与新译本的结合

追忆过往云烟,龙神信仰不独农耕礼仪、乞雨仪式的宗教性与祷祝行为的竞技性之崇拜,更是历史进程中政权的象征符号与经济指标。今日全球的端午龙争斗技,展现了华人存在的认同价值观与世界同步进化论。龙·船·水三元素不唯成就海洋文化的深层底蕴,其竞技之源的屈原说亦促使竞渡成为世界和睦的和平使节而受到重视。借南龙舟赛事的媒介,世界的竞合将趋于网满成功、臻至和平。所谓宗教不灭性、经济固有性的良性循环印证龙舟文化的深远影响与巨大效用。

既然核心论题是“翻译之耻”,作者从文本的著者身份、版权、文化身份的形成、文学、哲学、畅销书和全球化等多维角度揭示和论述了翻译作为一种文化事业的遭遇和承受的耻辱,目的是要重新确立翻译研究在学术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地位,重新评估翻译行为对于社会文化乃至历史发展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在文化生产与法律地位这双重层面上重新建立翻译的权威性价值与意义。第四章“文化身份的形成”在全书中的重要性比较突出,所讨论的是异域文本通过翻译而产生的归化、铭刻过程,研究这一过程如何操控翻译的生产、流通以及接受的环节,以及如何产生出不同的文化及政治影响。在论述过程中,作者以古典学学者琼斯、日本小说的美国译者福勒和《圣经》的翻译等具体个案研究作为例证,说明翻译与文化身份的形成的复杂关系,最后提出和阐释了化同伦理和差异伦理这两种翻译伦理。其中,韦努蒂关于翻译与种族主义以及与本土政治权威的关系的两段论述特别值得重视。关于前者,他说翻译有可能对特定种族、民族以及群体表现出尊重或蔑视,从而塑造出不同的刻板形象;既可能显示出对文化差异的尊重,也可以显示出对种族中心主义、种族歧视或爱国主义的仇恨。关于后者。他认为“翻译塑造身份的力量,总能让文化与政治机构陷入困局,原因就在于它能揭露出所处社会权威的不稳固性。再现真相不是建基于权威文本与机构管理的一致价值观,而是建基于使文本得以翻译、出版以及接受的偶然性”。(106—107页)顺带要说的是,在这章的开头有一个阅读理解上的疑问:“这一痕迹铭刻的过程,操控着翻译的生产、流通以及接受的每一个环节。这首先体现在选译哪些异域文本,因而总不选译与本土利益相适应的那些异域文本与文学。”(105页)从意思上看 “总不选译与本土利益相适应的……”似乎有误,而下文说“这样以来,异域文学通常被重写,以符合本土文学中当下的风格与主题”也能说明这一点。作为研究翻译的著作,我感到该译本还是时有阅读并不那么顺畅的地方。

【本文作者蒋童,首都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逐渐多元:秉承与创新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生导师,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古代文学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辞赋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诸子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研究方向为先唐文学文献学。著有《孔丛子研究》、《桓谭年谱》等。

一、瓜雷斯基译作在美国的畅销与当时蔓延全国的“红色恐慌”有最紧密的联系,“无疑,瓜雷斯基的反共立场是他成功的主要因素”。(198页)但是美国读者更愿意接受的是他小说中的主人公卡米罗“对共产主义镇长幽默胜利空想式的安慰”,他让读者关注的是他的勇气、力量、信念和幽默,给读者带来的是胜利的信心;而对于他的对手,有一位评论员这样写道:“在他的书中,共产党人尽管咆哮,但并非恶魔。在大话的背后,他们仍然是充满激情的意大利人,其初恋情人仍是教堂。”另一位评论者说,“村里的共产主义镇长,卡米罗最主要的对手,也一样是人,与似乎随处可见的恶魔般的政治漫画人物大相径庭。”(205页)也有评论认为卡米罗与共产主义镇长之间的争论带有“意大利人性情中歌剧性的本质”,意识形态的锋利边缘总是显得模糊不清。(201页)这两个人的形象与处在红色恐慌中的美国大众对他们的接受颇有意思,似乎可以说明一种相对柔化的“文化冷战”在大众文化中的真实存在。

韦努蒂

作为德语世界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中国典籍之一,《道德经》的德语译本众多:荷兰奈梅亨大学教授克努特·瓦尔夫主编的《西方道学目录》第六版中,收录的从1870年到2009年《道德经》德译本,计有103种之多。

。作者指出,如何通过创造性转化来善待儒教?如何重建合理性的政教关系?这应当是我们今后思考中国文化未来走向时,不得不认真思索的时代课题。

在最后一章,韦努蒂提出了一个颇有远见的观点:在“全球化”时代中,应该坚持文化的差异性发展,应该坚持在翻译中突出异域文本的异质性,“只有这些差异才能提供把异域文化的异质性铭刻进翻译的方式”。(293页)这是全书正文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对该书副标题的最后回应:走出“翻译之耻”的道路就是“走向差异伦理”。

《译者隐身》运用历史考古学的方法,梳理了从17世纪至20世纪末的英美翻译史。在该着作中,韦努蒂发现“通顺”译法超过了其他翻译策略,塑型由其他语言译入英语的外国文学经典。站在英美语言及文化的立场上,韦努蒂拷问在翻译行为发生的过程中,诸种本土价值观念被潜移默化地“铭刻”进了异域文本,进而将其遮蔽。他继而拈出一种能对抗通顺译的翻译理论与实践,旨在倡导在异域文本中传达出原作在语言与文化上的差异。韦努蒂选取欧美的各种翻译文本作为实例,详细阐述了翻译可以被视为研究和实践差异的场所,恢复并修正已被遗忘的翻译,从而建立起另外一种“异化翻译”的传统。

1995年,由费希尔出版社出版的《老子·道德经·马王堆帛书版》是在德语世界出版的第一部马王堆帛书《老子》的德译本。译者是当代汉学学者汉斯-格奥尓格·梅勒,他认为现有的《道德经》徳译本几乎都是以通行本王弼的《老子道德经注》为底本,而《道德经》注释者并不只有王弼一人,其他注本也同样具有很强的翻译价值。帛书《老子》是更客观、更忠实和更古老的版本,因此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学术价值。

作者: [美]迈克·拉波特 出版社: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出品方: 纸间悦动副标题: 革命之年原作名: 1848:Year of Revolution译者: 郭东波 / 杜利敏 出版年: 2019-5页数: 496定价: 92.00

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的《翻译之耻:走向差异伦理》(蒋童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3月)是一部具有鲜明特征的专著:在严谨的学术研究之中带有鲜明的情感特征和强烈的学术发展诉求,在这里可以引用“译者前言”中的一段话——“在韦努蒂为翻译及翻译学科鸣不平的声音之外,我们也感受到了韦努蒂在诚恳地期许一个没有翻译之耻、没有翻译悲情的乌托邦,他渴望一种可以让翻译稳定栖身的价值,一种属于翻译与译者自身的、健康的、良性发展的翻译文化。”这也的确是我在阅读该书的时候强烈感受到的。

澳门新葡新京网上导航 3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语世界的《道德经》译介呈现繁荣景象。1920年左右,老子在德国年轻诗人和学者中的接受度达到了最高潮,德语世界对《道德经》的翻译和研究也引起了欧洲汉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这一局面随着希特勒上台而逐渐被阻断,“1927年后几乎没有《道德经》译本出版”。许多译者迫于政治压力,或用私人出版社的方式少量发行,或选择将译本在国外出版。

作者: 彭小妍 出版社: 聯經出版公司副标题: 五四的反啟蒙页数: 416定价: NT$620

  • 首页
  • 电话
  • 经典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