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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对于女性主义反乌托邦作品来说澳门新葡新京手机app下载:,阿特伍德也曾在采访中不止一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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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女的故事》第三季已接近尾声。这部美剧改编自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于1985年出版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一个反面乌托邦的故事:未来世界遭遇严重污染,人口出生率骤降,美国部分地区经历血腥革命后建立了男性极权社会Gilead,当权者实行一夫多妻制,女性被当做国有财产,有生育能力的女性称为“女仆”,被迫作为统治阶级的生育工具,女主角Offred就是其中之一,她周旋于统治者、统治者凶残的“妻子”、为统治者打理家务的年长女人“Martha”之间,想在活下去的同时找到自己被夺走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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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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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同名小说改编的美剧《使女的故事》于今年 4 月 25 日推出了第二季,虽然原著的故事在第一季结尾就已经讲完,第二季是编剧在小说基础上的续写,但新一季口碑不输前作,豆瓣评分从 8.8 飙升到 9.4,在“烂番茄”上也保持着 90% 以上的新鲜度。唯一的问题是,相比第一季,第二季的剧情更“虐”了,许多剧迷大呼“看不下去”,甚至呼吁这部口碑爆棚的好剧快点完结,千万不要再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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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女的故事》[加拿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著 陈小慰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去年三部大女主剧刷爆北美。

为何一部缓慢又灰暗的美剧,能频频攀上神剧之巅?

电影自媒体“桃桃淘电影”就以《受不了了!这部剧能不能快点完结啊!》作为标题来介绍《使女的故事》第二季剧情;《纽约时报》的剧评也代表了部分观众的心声,“不知道制片人是怎么想的,也很难说这部剧适不适合拍到第二季或第五季,甚至更长。但是有时候,对故事有效性最好的证明就是,已经有很多人希望它快点完结了。”《卫报》也刊出了题为《永无止境的噩梦:求求女性主义反乌托邦小说别再虐待女性了》(以下简称《噩梦》)的评论,文章认为,许多反乌托邦小说正是通过贩售苦难来带动销量,尤其当受虐者是女性时,这种效果便更加显著,于是在这些小说中,作家着重渲染一个男性主导的极权社会如何花样百出地折磨女性,即便这种折磨有时候显得十分荒谬,是“为了折磨而折磨”。《纽约》杂志甚至将《使女的故事》第二季形容为“一部永无止境的可怕的女性主义施虐色情片,和极端的厌女症作家的作品有一拼”,文章同样对这种令人不适的暴力是否有恰当的理由提出了质疑,“这种暴力究竟是能给故事带来更深刻的内涵,还是仅仅处于一种病态的施虐心理?”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北大中文系教授戴锦华对这部作品的论述:“不只是女性主义,它关于现代文明,关于脆弱的不平等,脆弱的平等,脆弱的社会正义理念。而同时,平等和正义刚好是二十世纪末被我们所抛弃的理念,甚至不再具有乌托邦冲动的力量。这脆弱的平等或正义是极端容易被摧毁的,它一旦被摧毁,我们将坠入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这是《使女的故事》向我们展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有些小说会让它的读者感到战栗,还有些则连作者本人都无法摆脱自己笔下世界的阴影——《使女的故事》便是这样一本书。1984年春天,当奥威尔预言过的时刻到来时,身处西柏林的阿特伍德开始写作这部在她看来“无异于一个冒险之举”的小说——读者是否能够相信,美国的自由民主政权在一夜之间被推翻,变成了一个神权至上的独裁政体?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使女的故事”已经成了“女性反乌托邦文学”的代名词,甚至变为英语中一个常用的短语,用来指涉对女性极尽压迫的社会,尤其是强行控制女性生育自由的状况。2017年,随着同名电视剧集的热映,以及美国大选后特朗普政府对女性及其权益的一再贬抑,这部小说又再度进入了大众的视野。

一部是美轮美奂的《麦瑟尔夫人》,点我复习。

文 | June 编辑 | 胡雯雯

从《使女的故事》第二季是否过度地渲染了暴力这一问题引申开去,《噩梦》一文作者 Sarah Ditum 表达了对市面上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乌托邦作品的忧虑。她认为,虽然“意识觉醒”是女权主义运动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用暴力制造耸动的效果有助于唤起女性的反抗意识——但这毕竟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而当下女权运动所面临的一个急迫的问题正在于:我们已经在意识觉醒方面展现出了不可比拟的力量,却难以将其转化为具体的行动目标。而女性主义反乌托邦文学似乎也走进了这样的死胡同,“我们知道哪些事情是错的,但一旦面对该如何纠正的问题,就只能僵持不前。”

我们的现实与《使女的故事》中的恐怖世界

除了奥威尔的《1984》,熟悉西方反乌托邦文学传统的读者还会从中读到扎米亚京的《我们》、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布拉德伯里的《华氏451》的影子,阿特伍德也曾在采访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过类似的启发。在使女生活的国度里,20世纪末的美国面临着环境恶化导致的人口危机,健康出生的婴儿成了宝贵的国有资产。在一场没有明确定义的“大劫难”之后,美国发生了一场政变,建立了一个名为“基列国”的神权独裁统治。与任何等级制度分明的社会一样,具备生育能力的女性成了统治阶级独占的宝贵资产,被分配到没有后代的指挥官家庭,以“使女”的身份为指挥官和他们的妻子繁衍子嗣——但是她们不能拥有自己的孩子。使女们被剥夺了名字、身份、财产,沦为纯粹的生育机器,如果能够侥幸生下一个健康的孩子,则能够免于被送往隔离营或到殖民地清理核废料的下场——那里是上了年纪、无法生育或违背教义的“坏女人”的终点。

一部是三个女人一台戏的《大小谎言》。

“一切都不是瞬间改变的:就像躺在逐渐加热的浴缸里,你就是被煮死了自己也不会察觉。当然,报纸上不乏各种报道,水沟里或树林中的尸体,被大头棒连击致死、碎尸,或像从前常说的遭到奸污。但那些报道说的是别的女人,干这种事的男人也是别的男人。那些男人没有一个是我们认识的。报纸上的消息对于我们来说就像一场场梦,别人做的噩梦。”

于是我们看到,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对于女性主义反乌托邦作品来说,何种尺度的暴力是合适的,而在于除了通过暴力不断重申女性的悲惨处境之外,这些作品还能为我们提供什么?文学是否能够为现实指明一条出路?女性主义文学是否应该忠实地刻画、甚至是有先见性地指导女性的抗争?又或者说,我们对文学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否太过分了,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本不应该由小说来提供?

仅仅只有一步之遥而已……

在使女以外,所有女性的生活都发生了本质的改变,按各自的功能被分门别类为夫人、马大(女仆)、经济太太、荡妇等,各自穿着的衣服颜色也凭身份而有所不同。尽管基列国的统治是一个父权制的建构,但男性也一样没能逃脱受害者的命运,他们的行动受到严格限制,唯有特许阶层或立下战功的男人才有成婚的资格。无处不在的“眼目”监视着所有人的一举一动,曾经的学校沦为“改造”使女的感化中心,充当教化工具的嬷嬷们不遗余力地向使女们灌输“新的正常”,而曾经的哈佛大学的围墙上挂满了违背基列国法律的死者的尸体。

还有一部就是今天要拆的《使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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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恐怖和暴虐仅仅刺痛了女性?

来源|戴锦华老师的演讲

刚开始写作这本书时,阿特伍德选择了主人公的名字作为小说的书名,“奥芙弗雷德”(Offred),即“弗雷德的”,意为她是那家大主教的私人财产;此外,这个名字也隐含了一个宗教献祭的受害者的意思(offered)。与剧集里不同,我们从始至终都不知道女主人公的真实姓名。按照阿特伍德的说法,那是因为历史上的许多人都曾这样隐匿在了时间的褶皱里,沦为历史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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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如果将“能否提出解决方案”作为衡量女性主义反乌托邦小说的标准的话,那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恐怕也很难合格。尽管电视剧第一季以女主角 Offred 在拒绝向另一位使女丢石头后被塞进一辆黑色面包车而告终,但这却并不是小说真正的结局;在小说的尾声部分,我们得知故事的叙事者其实并非 Offred 本人(虽然小说一直以第一人称行文),而是许多年后,一群“基列研究”学者在一盘录音带上听到了 Offred 的自述,而从黑色面包车车门关闭到基列国覆灭之间,究竟过了多久?反叛军是怎样颠覆了基列国政权,并建立了一个允许“基列研究”这样的学科存在的新世界的?阿特伍德并没交代。

很荣幸在这里分享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我不说女作家,这是最重要的作家,也是最重要的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阿特伍德不需要被赋予一个前缀,她不是靠性别站立在这个世界上的。

写作这本书时,阿特伍德谨慎地选择着自己的材料,留意不要将任何没有历史比照或现实影射的情节引入其中。除了提出“同样的情况有可能发生在此时此地吗”这个反乌托邦小说的经典问题,她还试图通过这部作品,指出这样的情况是如何已经在此地或他处成为现实的。如果说奥威尔的《1984》是对未来社会的推测,使女的世界则是对“我们正在经历的生活的轻微的反转”。我们很难不对电视剧里呈现的世界感同身受:迟迟不来的网约车、突然被冻结的信用卡、植入在使女耳后的电子定位器……没有一样不存在的科技,没有一个无法在现实中找到对应的细节,同样,没有想象的法律,也没有虚构的暴行。

前两部的女主们基本上占尽了当代女性崇尚的一切优点——

1984年的春天,柏林,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开始写下这些文字。那时,她正参与一个外国艺术家访问项目,在这个依然处于柏林墙和极权主义包围的城市中,居民们的幽闭恐惧心理深深感染了她,让她写出了《使女的故事》这部反乌托邦小说。

在日前一场《使女的故事》观影分享会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指出,这一结尾的设计体现了阿特伍德的“柔软”:一方面她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太过残酷也太过真切的恶托邦(Dystopia,也译作“反乌托邦”、“反面乌托邦”);另一方面,她将这个恶托邦放置在了未来的未来的过去,而真正的叙事者则处于未来的未来,通过这一时间差,阿特伍德承诺给我们,那个恐怖的世界终将沉沦。但同时,这种“柔软”又使阿特伍德在书中搁置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如何在基列国的废墟上建立一个与之完全不同的国度。基列国之所以恐怖,是因为它与现实的距离仅一步之遥,而身处这样现实中的我们(包括阿特伍德本人)又是否有能力去想象一个真正男女平等、不存在强权和压迫的政治形态呢?戴锦华坦言,这正是她在阅读《使女的故事》时的“不满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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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上映初期,观众们都津津乐道于阿特伍德在其中客串的一个小配角。在那一幕里,她成了感化中心里的一个嬷嬷,毫不留情地给了女主角一巴掌,因为她迟疑着没有加入辱骂另一个叫珍妮的成员,后者被迫一再讲述她青少年时期被轮奸的经历,其他使女则齐声指控“是她的错,是她勾引了那些男人”。尽管这“只是一部电视剧”,作者本人也承认自己“只是在装装样子”,但其在现实中的投影却让人不寒而栗。在女性集体沦为弱势群体的社会里,为了获得相对的权力,女性会欣然接受对其他女性的指责甚至压迫——在社交媒体的时代,这种群体性的暴力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

巧舌如簧,高贵典雅,育儿有方。

故事设定在人类的未来社会,由于生态恶化、辐射污染,人类生育率大大下降。极端宗教组织控制了自由之国,建立了新的国度,名为基列国。在该国中,还能生育的少量女性被征为“使女”,她们存在的唯一意义,便是为上层官员们传宗接代。

戴锦华将阿特伍德的工作比作一种“未来考古学”,这种站在未来的未来对未来进行考古研究的写作实践本身,就是对现代主义基本承诺的消解和反叛,这一基本承诺便是,我们会不断进步,人类在不断自我提升,文明也会不断自我提升,任何进步所带来的问题最终都会通过进步本身来解决。而阿特伍德想要通过《使女的故事》告诉我们的,正是文明是多么脆弱,我们离文明的滑坡真的只有一步之遥;同时,真正的进步又是多么艰难,以至于在太多人看来,所有改变世界的努力都只是权力的转移而已。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39— ),出生于加拿大渥太华,1962 年获哈佛大学文科硕士学位,曾任加拿大作家协会主席。加拿大最着名的小说家和诗人,其作品包括小说、诗歌与批评散文,迄今已在全球35 个国家出版。小说《女仆的故事》《猫眼》与《别名格雷斯》曾获得加拿大的吉勒尔奖与意大利的雷米欧•蒙德罗奖;《盲刺客》曾获2000 年英国布克小说奖。

出版三十多年后,《使女的故事》已经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还被改编为电影、戏剧、歌剧甚至芭蕾舞的形式。耐人寻味的是,影片(1989年)和歌剧(2004年)在北美的首映时间分别对应了老布什和小布什的总统任期,无论有意或无意,这部初版于里根执政中期的小说每一次进入公众视野的时刻都似乎恰好对应了美国右翼势力的复苏。当然,2017 年的美国并非阿特伍德笔下的基列国,让我们感到熟悉的是那个对女性极尽压迫的社会。所幸,无论她的小说呈现了一幅怎样压抑的末世图景,最后却总是保留了些许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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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在女性主义反乌托邦小说中,看到了一种新的叙事类型,它们想象了一个女性占绝对优势的世界。这类小说是“她乡式”(Herland,1915 年由夏洛特·吉尔曼设想出的一个没有战争、冲突和强权的母系社会)的女性主义乌托邦的另一种反面——当女性获得了支配男性的权力,世界并不会就由此包裹在爱与和平的粉红泡泡里,暴力和犯罪仍会继续,只是权力天平上的双方发生了反转——男性因自己失去了长久以来的优势而恐慌,女性则开始对应该如何行使自己刚刚获得的权力想入非非。

我认为诺贝尔奖错失的最重要的作家就是阿特伍德。因为今天的诺贝尔奖,更像是一种丧失了依据的游戏的配票。每次都要配票:这次是要给一个女人,最好给一个有色人种的女人,非西方的有色人种的女人,还是应该给一个舞台剧剧作家,还是应该给一个摇滚歌手。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状态,不值得去深究。阿特伍德并不需要一个诺贝尔奖来认证她,她几乎赢得了世界上所有重要的奖项。

在小说结尾处,我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距离基列国两百多年后的学术会议上,通过学者们的演讲,我们得知奥芙弗雷德或许逃离了基列国,并设法用磁带录下了自己见证的一切。这也是为什么小说最终定名为《使女的故事》,除了向《坎特伯雷故事》致敬外,它也暗示了这个故事的文体特征:这是一段由主人公讲给未来的潜在读者的回忆,它同时具备了童话和民间故事的奇幻色彩,也像是那些亲历过重大变革的人留下的“口述历史”。基列国从历史上消失了,而奥芙弗雷德的回忆却作为文明的一部分留存了下来。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言:“并不存在遗忘的洞穴。人间没有那样完美之事,只不过世界上有太多人把遗忘变成了可能。最后总会有一个活下来,讲述发生过的一切。”

方方面面皆玲珑,看得白领女士们高潮迭起,心说:啊,我要成为她!

作为行走的子宫,使女们没有名字,没有自由,没有阅读和交谈的权利,甚至无法接触自己生的孩子。如果不愿意配合受孕仪式或不好好养胎,她们会被锁上镣铐,甚至被斩手,挖眼睛,将手拷在炉火上烧……

在《使女的故事》第一季刚刚开播之时,视频网站 Youtube 上曾有一支名为《使男的故事》(The Handman's Tale)的恶搞视频迅速走红,视频将《使女的故事》中的男女角色调转,想象了一个极端女权主义社会中男性的悲惨处境。做出类似尝试的还有法国女导演埃莱奥诺尔·普利亚(Eleonore Pourriat),她在与 Netflix 合作的新剧《男人要自爱》(I Am Not An Easy Man)中讲述了一个处处留情、视女性为猎物的花花公子穿越到另一个世界的故事,在这个新世界里,掌权的是女人。

从单纯的文学意义来说《使女的故事》不是她最出色的一部,但因为《使女的故事》重叠了几个重要的因素,所以是一部精彩的小说,一个令人肝胆剧裂的反面乌托邦,或者说是一个幽暗恐怖的景象。同时又表现了阿特伍德的最长项,就是对我们今天的现实,我们今日的生存,我们置身于其中的世界所依然发生,和正在发生中的所有危机性事实的高度敏感和极端准确的捕捉。

唯有最后这部《使女的故事》和这些优点全扯不上边,甚至背道而驰。

只要不影响受孕功能的刑罚,一样都不会少。而那些无法生育的妇女,则沦为女仆,甚至被放逐到辐射区劳作致死。

如果说,上述两个例子只是对现实的简单戏仿的话,英国女作家娜奥米·奥德曼(Naomi Alderman)的悬测小说(speculative fiction)《权力》(The Power)则为女性的支配地位找到了一个生理上的解释。小说的故事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假设之上,即青春期的女孩突然发现她们的身体可以产生一种致命的电荷(electrical charge),产生这一电荷的器官名叫“线束”(skein),是女性新近进化出的一条位于锁骨上方的横纹肌。且不论这一设定是否有足够的科学依据(毕竟电鳗可以做到的事情,为什么人类不能呢?),但它的效果却是显而易见的,女性生来拥有的这一致命武器足以颠覆以往所有的文明结构。男人要小心了!“很快”,奥德曼写道,“就有父母告诉他们的儿子,不要单独外出,也不要去偏僻的地方。”——其中的讽刺意味不言自明。

当然,阿特伍德的性别是女性,她和绝大多数当今世界一流女作家略有差异的是,尽管非常不喜欢别人给她的小说贴上女性主义标签,但是她用全部的才情去捕捉女性的生存,现实生存、历史生存以及女性在今天世界上所可能充当的功能,以及由于女性功能可能在改变之中的,或者是形构之中的未来。几乎今天所有世界一流的女作家,换句话说在无需用“女”字标识的最优秀的作家群体中,阿特伍德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有着极端的性别体认和立场的作家。

每日口诵经文,穿着一样的制服,职责是为特权阶级生孩子,甚至连自己专属的名字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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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德曼希望通过小说来挖掘和探讨权力更加黑暗、更加腐败的一面,女独裁者和女变态杀手为了宣誓自己的性别霸权,制造了一个更加混乱、无法可依的世界;但在开头的几个章节中,奥德曼却小心翼翼地隐藏了自己的意图,她甚至故意用一种积极、正面的笔调来描写这种性别角色的倒转,让许多女性读者看来不仅羡慕,而且解气。对于这种“先扬后抑”的写法,奥德曼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她希望小说的前几章能够让女性读者感受和想象一下自己作为权力上位者的样子,她认为这种思维实验是有益的,因为“从另一个角度看看社会总是好的”。但最终,我们还是要回到那个问题:“女人真的比男人好吗?并不是的,人就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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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的权益全部丧失,一定没有人憧憬这样的女性角色……

从基列国中侥幸逃出来的一位使女,通过磁带录音,向未来的后代叙述了这些故事。2017年,这部小说被拍成美剧,一面世便好评如潮,拿奖拿到手软;如今第三季开播至第5集,豆瓣评分已由第一季的8.8升至9.2,打破了今年是“神剧烂尾年”的诅咒。

即便如此,仍然有许多批评者认为,《权力》有挑起性别战争之嫌,因为那些后来凭借“线束”器官上位的女性,曾经在男权社会中被恐吓、被强奸,甚至被强迫成为性奴,这让她们后来的“复仇”显得情有可原。然而在奥德曼看来,弱势者走向独裁者的道路正是她感兴趣的:“我是犹太人,我当然可以将自己想象为一个大屠杀的受害者;但对我来说,关于大屠杀更重要的问题,不是如何避免成为一个受害者,而是如何避免成为一个纳粹。”

奥芙弗雷德是基列共和国的一名使女。她是这个国家中为数不多能够生育的女性之一,被分配到没有后代的指挥官家庭,帮助他们生育子嗣。和这个国家里的其他女性一样,她没有行动的自由,被剥夺了财产、工作和阅读的权利。除了某些特殊的日子,使女们每天只被允许结伴外出一次购物,她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眼目”的监视。更糟糕的是,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人类不仅要面对生态恶化、经济危机等问题,还陷入了相互敌视、等级分化和肆意杀戮的混乱局面。女性并非这场浩劫中唯一被压迫的对象,每个人都是这个看似荒诞的世界里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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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观众对于此剧的接受度极其两极。有些人受不了它压抑低沉的气氛,只看一两集便心塞得无法再继续;而另一些人则对它那暗流涌动的情节深深着迷,每看一集便大呼过瘾。

奥德曼的回答似乎给出了一种新的思路。当我们要求女性主义反乌托邦小说给出一个男女平等的解决方案的时候,或许应该停下来问一问:为什么需要反思的总是女人?为什么那些令人直呼看不下去的恐怖和暴虐,刺痛的只是那些不知不觉自我代入的女性的神经?关于男女平等更重要的问题,究竟是如何避免沦为一个行走的子宫,还是如何避免成为一个将女性变成“行走的子宫”的男权社会的帮凶?

《使女的故事》于1985 年出版,作品写于1984 年。大家知道1984 年在文学,在现代政治史,在反面乌托邦,在未来想象中的特别位置。也许是偶然,但我想一定不是绝对偶然的。基于大家对《美丽新世界》、《我们》,或者是《漫长的一天》,或者是《1984》这个作品的熟悉,我们说这是一个反面乌托邦的故事。

《使女》是三部大女主剧中最黑暗,也是颜值最不在线的一部,却于2017年狂砍5座包括最佳剧集,最佳编剧,最佳女主的艾美奖杯;以及最佳剧集和最佳女主2座金球奖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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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提供的不是变革的方案

我要说明两个事情。第一,反面乌托邦不是反乌托邦。经常有人认为“反面乌托邦”是“反乌托邦”,换句话说反面乌托邦展示的是乌托邦式构想所必然的人类梦想的反面。

为什么使女能够战胜其他披着华丽外衣的大女主们,成为最大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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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变革的冲动

“反面乌托邦”从来不是“反乌托邦”。反面乌托邦展现的,是今日现实世界当中所有问题的极致性延伸。就是我们身处世界的所有问题,把它延伸——甚至不需要延伸得太过极致——我们将进入什么世界。这是第一点。反面乌托邦也许有一个更好的说法叫“恶托邦”。乌就是不曾存在,即使乌托邦是关于理想社会的政治构想,那才是乌托邦,是基于现实社会认知和批判的,对理想社会的政治构想。乌托邦并不是一种文体和小说形态。但是“反面乌托邦”到今天为止,主要是用小说形态来描述,它反而是一种文类。

为什么向来崇尚娱乐至死,不爱费脑子看严肃题材的美国人,却对这部网剧情有独钟?

的确,在美剧历史上,似乎还没有哪部大受好评的作品是这样一种风格:色调阴沉,节奏缓慢,情节压抑,女主角也貌不惊人。剧中个个角色都穿着朴素,表情僵硬,甚至连台词,都简单得能用贫乏来形容。全剧的色调基本是灰冷的,只有主角在回忆过去时,才有柔和的光线及温暖的色调。

《噩梦》一文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给小说贴上“女性主义”的标签,究竟意味着什么?小说是否承担着推动社会变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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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因它真,实。

但另一方面,它又有着让人着魔的魅力。使女的猩红袍子与基列国的灰暗色调形成了强烈冲突,情节涉及的每一个细节,那些让人难以置信,却又充满隐喻的设定,既让人感到绝望而无力,又在暗中催生着一股力量,一次次地冲破界限,努力找回人性的尊严和权利。

对于“女性主义”的标签,阿特伍德本人一向抱有警惕的态度,在 2017 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她回答了《使女的故事》究竟是不是一部女性主义小说的问题:

刚才跟几个朋友谈这部小说,大家共同的感受就是觉得这部小说在他们所接触,所阅读过的所有反面乌托邦当中最惊悚。这个惊悚当然不是在讲惊吓、威慑意义上的惊悚。我们说的惊悚是,当我们进入这部小说,进入到小说改编的剧集时,完全无法解脱的恐惧,那种颤栗,那种血管里面开始结冰,从冷气开始在血管穿行,到最后血液要冻结的感觉,那不是想象,而是完全代入。这种代入不仅是文学的魅力,更是我们未来日常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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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指的女性主义小说是一本意识形态宣传手册,宣称所有女人都是天使,她们总是受害者,而且不能做出道德选择,那么这本书就不算。如果你指的是这样的小说——女人也是人,她们有着各不相同的性格特点和行为偏好,有着不同的想法,她们的角色有趣而重要;围绕她们展开的故事对小说的主题意义重大,不管是对故事结构还是情节来说,都不可或缺——那么答案就是肯定的。从这个层面上看,许多书都是‘女性主义’的。”

这部小说对我震撼最强烈的,是翻开小说读到的最早的章节。原因很简单,最早出现的“奥芙弗雷德”,这个名字本身非常恐怖。我们忘记了那样的事实:离现在不到100 年前,张王氏,李赵氏,你丈夫和你父亲的名字构成了你的名字,女人拥有乳名,不拥有自己的名字。

纽约街头《使女的故事》公共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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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噩梦》作者 Sarah 认为,阿特伍德并没有正面回答问题,而是在两种“站不住脚的女性主义之间游走”。女性主义既不是“完美女性”的宣言,也不只是身为女性所遭遇的事情;女性主义的意义在于瓦解制度上男性对女性的支配权力,以及经济方面、性方面和生育方面男性对女性的剥削和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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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女》拍摄期间正值美国大选,川普被爆出污蔑女性丑闻,称自己是名人,可以肆无忌惮对女人上下其手。

女主人公Offred本来和千千万万的都市白领一样,有着工作和家庭。但随着生态恶化日益严重,有毒物质开始入侵人们的身体,畸形婴儿比例日益升高。

而在戴锦华看来,阿特伍德对“女性主义”标签的警惕,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作为一名女作家,她不愿意别人用性别来定义她的作品,因为“女作家”这个称谓本身,就带有某种令人不适的歧视。为什么男作家就会被直接称为“作家”,而女作家就要加上一个“女”字呢?语言学中这种现象被称作“标记”(Markedness),占支配地位的、默认的词汇就不需要标记(unmarked),而次一级的、特殊的词汇则需要标记,例如“(男)作家”就不需要加上“男”的前缀,而“女作家”则需要。另一个原因是,任何一种“主义”,都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一些教条,一些僵死的、无法包容差异性的因素,而这些“教条”往往是与文学的精神相悖的。

剧照

剧集播出后不就,川普上任便接连任命反对堕胎和支持削减反家暴项目经费的高官进入内阁。

“她们的身体从里到外都被污染了,肮脏得就像进了油的河滩,不管是滨鸟还是未出生的婴孩,都必死无疑。说不定连兀鹰吃了她们的尸骨都会因此毙命。要么就是她们会在夜里放出光来,就像老式的夜光表。”

戴锦华提到,阿特伍德恰恰是无须用“女”字来标记和前缀,就能无愧地站立于文学之林的、世界上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并且无论加不加上“女”字、谈不谈“主义”,阿特伍德都是一位有着极端清晰的性别意识和性别立场的作家,她在作品中用她全部的敏感和才情去捕捉和再现了女性的生存境况。

这个故事的惊悚不在于这样一个古老的事实,突然以极端陌生的方式闯入到我们的视野和内心,在于它从我们真切的日常生活经验和自我认知的时刻进入。当我们把自己提认为我,提认为这样一种个体和社会的生存之后,突然有一天你变成了奥芙弗雷德,你变成了张王氏,李赵氏,变成了赵大家的。恐惧来自于这里。

副总统彭斯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拟取消女性生产保险福利的会议照片,图中完全没有女性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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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戴锦华认为,对于《使女的故事》的一个更公平的评价是,它的确是一部伟大的女性主义小说,但女性主义却不是它的全部。因为故事中的那个高压、威权的社会并不只是一个男性压迫女性的社会,而是一个极少数被称为“大主教”的人们占有一切、掠夺一切的社会。因此,《使女的故事》要探讨的,也并不只是“女性主义”,而是现代文明中脆弱的平等、正义的理念。戴锦华指出,在阿特伍德写作这本书的上个世纪末,这一平等、正义的理念就已经被人类抛弃,不再携带乌托邦冲动的力量,而阿特伍德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危机。她想要告诉读者的正是,一旦这一理念被摧毁,我们将坠入怎样的世界。

同时在于女主人公自始至终没有名字。阅读者、批评者不断推论说她原来叫“琼”,但是小说没有名字存在。是第一人称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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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锦华从整个故事的开头谈起,当时还叫 June 的 Offred 和好友 Moira 晨跑过后,走进一家咖啡店(原著中是走进便利店买烟),发现她们的信用卡被拒绝了,女性就此失去了财产权。在戴锦华看来,这个桥段可以应用于许多叙事类型,警匪片、恐怖片、惊悚片都可以,它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日常经验。现代生活是如此的舒适,并且一整套以我们为中心的、服务于我们的社会结构正在让这种生活变得更加舒适,让我们更加有安全感,以至于我们会忘记,我们生存所依凭的一切都是如此脆弱。《使女的故事》的开头就是这样一个安全感化为泡沫的瞬间:当信用经济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最基本的经济事实之时,人们不假思索地将财产交付与系统,直到某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早上,系统内部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一种我们习以为常的舒适的、有安全感的生活,就此成为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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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幕幕像极了剧中呈现的基列国政治体系。

一场骚乱突如其来,总统被枪杀,军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政府消失了,宪法一夜之间被冻结。接着,所有女人被强制下岗回家,连银行卡也被冻结,财产被转移到男性家人那里。

换言之,文学可能无法承担推动社会变革的作用,它承担的是一个预言者、一个拉响警报的人的作用。通过语言的技术、时间的魔法,文学将现实世界中已经存在的问题在虚构的领域中进行延伸,就得到了一个幽暗恐怖的未来——这个未来并非凭空编造,它距离我们生活的现实不远,可能只是一个小小参数的改变。文学提供的不是变革的方案,而是变革的冲动,它给龟缩在“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微观祈愿中的人们拉响了警报,告诉他们这种所谓的“小确幸”其实是建筑在我们对现代社会的逻辑、体制、机构的充分信仰之上的,而这种信仰本身就是短视、盲目自信和自我麻痹的结果,而它很可能将我们拖入一个恶托邦式的万劫不复的深渊。

剧照

虽然《使女》原著小说作于上世纪80年代,里面的许多故事放在今天依然很有现实意义。

“他们说这是暂时的。街头上甚至见不到丝毫暴乱迹象。人们晚上呆在家里,收看电视,寻找事态走向。甚至不知道该去对付谁。”

必须道歉我还没看剧集,我没有把电视剧纳入我的研究视野。我可以戒掉电视剧,但我不能戒掉烟,这是小说带去最真切的时刻:清晨赶去上班,发现没有烟了,你走进7·11 买烟,售货员告诉你说卡被锁了。多么真切日常的一个细节,对于你,对于整个世界,你发现女人已经不再拥有财产。

据原著作者阿特伍德回忆,有一天摄制组看着新闻,忽然意识到自己拍的其实是一部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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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信用经济成为我们日常生活最基本的经济事实时,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们其实已经把现代社会、资本主义所承诺给我们的,我们的身家、财产,我们最基本的保障交付给了系统。今天我们甚至不刷卡了,今天我们用电子支付,这是更巨大的虚拟化,无需那个小小的环节——那个你的卡可能被锁的时刻——你只是突然发现手机不工作了,或者你的微信二维码扫描不工作了。

也许是国人和政治的关系向来比较暧昧,《使女》在内地市场并没有大火。

接着,报纸被停印,色情场所被关,所有性感时髦的衣服被烧毁,军队借着调查骚乱的名义,挨家挨户搜查个人资料。再接着,所有二婚和同居关系皆被宣布为通奸,女方以道德败坏为由被逮捕,没收已有的孩子,然后作为使女,被分配到上层官员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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