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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佛对中国文学的气质,上句摘自作家雷蒙德·卡佛的《当我们讨论爱情时在讨论什么》

【本文为节选,全文刊载于《花城》2018年第2期】

卡佛 雷蒙德·卡佛的影响 “极简主义”“肮脏现实主义”是评论家给他的定义,反过来,他一点不喜欢这样的标签。但是他的确标志着“一种新的小说”、“一种新的语调和文学质地”在美国的出现。正是这种语调与文学质地,深刻影响了日本的村上春树、中国的作家王朔、苏童、韩东、朱文、李洱等。 如何评价卡佛 读雷蒙德·卡佛作品的第一印象,是众多美国梦的鼓吹者,定然不会喜欢他。在那些保守的批判者看来,他的小说“不够乐观”、“集中展现事物的阴暗面”、“写的不是真正的美国人”,如此等等,一言以蔽之,“没有给美国涂脂抹粉”。的确,他笔下的小人物能让第三世界国家望“美”兴叹的人找到些许心理平衡:原来美国老百姓也是辛苦工作赚钱养家,歇下来只想看电视;他们也做着永远实现不了的梦,凑合着度过平庸的每一天;他们也外表默不作声,内心歇斯底里。 卡佛的小说,乍一看像是流水账,仔细一看,是写得挺不错的流水账。但他在流水账中倾注的情绪,是相当有特色的。卡佛与爵士时代的短篇作家林·拉德纳有一点很相似:他也看到平民日常生活的乏味、琐碎、无聊,背后的愚昧、平庸、悲哀、无奈。只是他不像拉德纳那样冷嘲热讽、酣畅淋漓。他认认真真记流水账,仿佛没有情绪,内心压抑的郁闷不时通过主人公及其难听的话或歹毒之至的小动作表现出来。 《大教堂》是他最着名的短篇之一。主人公的妻子多年来与一位盲人朋友保持联系。一次,盲人朋友终于要来拜访这对夫妇,妻子兴致勃勃,主人公却非但不激动,反而竭力克制自己毫无理由的敌意和鄙夷。和其他一些故事一样,主人公对生活这种无所谓和厌弃相混合的态度,始终是个没有提示的谜题。除了从卡佛自己的生活经历入手,恐怕很难找到别的解释。《大教堂》结尾,主人公在闭着眼睛和盲人一起画画的过程中,绷紧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不是四两拨千斤,而是花大量篇幅在天平一端放了过多郁闷之后,在另一端放一茶匙淡淡的欢欣意思意思。然而,这便是雷蒙德·卡佛。

其实我们读卡佛是非常好的一件事。他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里,确实有一种荒凉的,令人胆寒的巨大沉默。

《雷蒙德·卡佛》读后感:看看卡佛背后的那些人

进入2001年后,极简主义在美国文坛已经过去近二十年了。留下来的作品除了雷蒙德·卡佛的短篇小说集,上百个追风模仿者的作品几乎被人遗忘,文学潮流更替叠加,时间作最后一轮海选;另一方面,极简主义作为文学风格已经进入写作的有机体,被众写作者接受,成为风格的要素,它不再独树一帜, 而是成为既成的叙述手法与其他题材的结合新生出更多的作品,顺利触电进入影视媒体。

卡佛是美国着名小说家和小说界“简约主义”大师,有着“美国的契诃夫”、“新小说”创始者等称誉,在文坛享有很高的赞誉。那么,卡佛带给世人的影响都是哪些呢?大家都如何评价他呢?图片 1

极简主义、我打电话的地方、请你别说了,可以吗等等,还有卡佛的不少诗作也被人们翻出细品。

我的卡佛可能活得不太自在、当他抱住你的时候、你觉得他有点僵硬。

卡佛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表小说,70年代中期被评论家注意,他的小说风格,评论家还有更形象的名称:“厨房水池现实主义”,“肮脏现实主义”,“折扣店凯玛特现实主义”……“肮脏现实”,“折扣店现实”,这些都是美国穷人生活标配。大道至简的行文造句,可以追根溯源到20年代海明威的早期电报体短篇小说(虽然卡佛自己并不承认他师承海明威):现实在文字中的呈现只剩下名词与动词,就像《鲁滨逊漂流记》里写海难后的海滩,只有两个短句:“两只鞋子,没有船员。”名词回归到它最原始的功能意义上:状物。同样是惜墨如金的文字叙述,呈现出的小宇宙可以完全不同,卡佛代表的肮脏现实主义的极简笔墨,与海明威的电报体传达的个体状况迥异。所谓“肮脏现实”,也就是一贫如洗的现实,远离伟大的生活意义和生活目的,活下去是人生的第一要义,比如汤伟谈到理查德·福特的短篇小说中的“打猎”主题,跟海明威的《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贵族般的非洲打猎比较,理查德·福特小说中猎松鸡的父子,他们打到猎物是一笔意外的小财,立刻拿它去餐馆换些美元,然后到酒吧大吃一顿,这种目的性跟海明威非洲打猎之旅比起来要朴素得多,低层次得多,不过是偶尔捞些外快贴补家用,相当于白居易的《卖炭翁》。

他的写作既备受赞赏,同时也招致批评,后者来自那些自认美国人过得没那么糟的读者。

成功戒酒后,卡佛开始了被他称作“第二次生命”的生活。获得了更多的经济资助,找到了更稳定的工作。但他也与玛丽安正式分手,开始了和女诗人特丝•加拉格尔的共同生活。

关于卡佛与中国当代文学,著名评论家李敬泽有过一段精彩总结,见于2016年发表在“腾讯文化”上的《卡佛重塑了中国作家的价值观》:“到了卡佛这里,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写作的可能性,或者是看到世界的可能性。有些东西实际上是过去我们没有看到的,有些东西过去被我们原来的价值观屏蔽掉了。而他提出的是,没希望的人生是不是就不值得写?卡佛笔下都是些倒霉的人、失意的人、潦倒的人、不成功的人或者是软弱的人,醉酒者,通过这些,卡佛为中国作家打开了眼前一座屏障,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看到了人,或者说我们看到了生活或者人的另外一种希望。在这个意义来说,卡佛对中国文学的气质,或者是看人、看物的广度上特别的重要。特别对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一些年轻的作家都有影响,像韩东、苏童、李洱。”

愿君多采撷,书海解相思。

20世纪60年代初期卡佛在洪堡州立学院上学时,晚上去木材厂打工,玛丽安白天上班,做电话接线员。卡佛已在一些小型刊物上发表他的早期小说和诗歌。

一、卡佛与肮脏现实主义:远离伟大的生活意义

“我感到羞愧难当。”

这或许正暗合了卡佛那纠结尴尬的一生。卡佛短暂的50年人生,前半期充满了苦难与失望,待他在写作事业上声名渐起,开始被文学界承认时,生命却走到了尽头,来不及享受生之辉煌。值得庆幸的是,他终究为后人留下了一份丰厚的文学遗产。

话说翻译文学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走向,卡佛只是一例。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异域的风吹熟故土的麦子”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坛屡屡发生,比如白话文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小说,以鲁迅的《呐喊》《彷徨》为代表,受欧洲和俄国的19世纪的现实主义运动影响;苏俄的革命英雄主义映照下出现延安革命文学;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直接启发了寻根文学;对现代性的思考,荒诞派戏剧、电影引进,对存在主义的恶补,催生的是80年代的文化繁荣……

  ■作品改编:

卡佛很在意文学界对他努力的评价,这在他与编辑利什的关系上可以一见。作为编辑,利什显得有点独断自信,他时常不顾卡佛的感受想法,大胆删改其提交的作品。这对刚出道且急于想被主流文学圈内接爱的卡佛来说,显然是无奈而又不得不甘服的选择。随着卡佛越来越被接爱和承认,他不甘愿让利什以他的文学领路人和导师自居,他以他内敛的方式婉拒了利什对他此后文学作品的修正,在他身后留下的大量的两人来往信件中,卡佛并没有明确地提到这点,而是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掩掩藏藏,依他的性格,他是不想也不愿把两人的关系弄僵,事实上,他还是极为看重利什对他文学生涯的益助的。

“我们很多中国作家在卡佛的潜在影响下,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和中期做的那样,他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给定的意义之下,真实的人生,真实的人的痛苦、人的绝望、人的那些在微小尺度上的挣扎。说到卡佛的极简主义,很容易被理解为一个修辞手段的问题,事实上,卡佛说到的简化,绝不仅仅是一个修辞上的简化。而是一种世界观,是一个表达对他自身和他所写那个世界的一些根本看法。”

  《大教堂》小说集中的《好事一小件》与《维他命》曾一起被改编进了美国导演奥特曼的电影《浮世男女》(又名《银色性男女》。《羽毛》也被改编成电影。

我的卡佛很会讲故事、他活在故事里、你跟他说的话都会被他写到小说里、不夸张也不加形容词。

极简主义小说被介绍到中国,已经有近30年历史,雷蒙德·卡佛的小说为中国作家和读者广为熟悉,经久不衰。20世纪90年代初,在正式引进版权之前,卡佛的中译本就开始在中国流传。于晓丹翻译,花城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你在圣弗朗西斯科做什么》,基本是国内最早的版本。其后还有英语注释读物的《雷蒙德 · 卡佛短篇小说集》,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推出。译林出版社的《大教堂》是第一次正式引进中文简体字版权的卡佛作品。当2010年译林出版社推出小二翻译的《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时,卡佛的书在中国流传已经整整二十载!新老粉丝读者年龄跨度差距30岁:从资深的卡佛译者小二(真名汤伟)这样的“60后”,一直到“90后”的文艺青年……豆瓣的卡佛小组长盛不衰,不仅聚集文青,也是专业作家扎堆的网点。

接下来一段摘自《当我们讨论爱情时我们在讨论什么》译者小二的后记。

第二年6月,卡佛的肺部再次发现癌细胞。当月,他和特丝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回到卡佛和极简主义小说。一旦诚实写出美国底层生活的挣扎,这种诚实就是诗意:一贫如洗,鲜于情感表白,多说无益,活命要紧;没有态度,也没有虚假的好人鸡汤愿景,就像凡·高的名画《吃土豆的人们》……这种文学价值观,对中国作家的影响远远不止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家,它甚至影响到“80后”,比如双雪涛长篇小说《聋哑时代》,在经济高歌猛进,中国社会日新月异,变化目不暇接的时候,一度辉煌的东北重工业区却步履蹒跚,在产业结构调整的洪流里被抛出幸福生活的轨道,成千上万的产业工人下岗,原社区四分五裂,普通人从小康生活跌落,前途茫茫,这种变迁,类似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重工业区的“锈带”州所经历的从繁荣到贫困的跌落——《聋哑时代》的艳粉街——失业的倒霉蛋,夫妻双双下岗后潦倒的家庭,都是李敬泽说的“微小尺度上的挣扎”。聚集在脏雪堆积的艳粉街上,年过半百的失业的老两口,站在由婴儿车改装的卖茶叶蛋的推车边,这幅画面,你不难看到卡佛、理查德·福特小说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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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卷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无法平静。但后来释然。从宗教的眼光看,任何的得失成败爱恨都是一种过程,一连串moment的组合。所以,不用太纠结。

对于中国作家来说,卡佛笔下人物的衰,破,穷,是一剂解药,解一解“高大全”人物的流毒——那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是作家自我审查下的根据政治纲领编织出来的海市蜃楼,这味解药,用苏童评说卡佛的话是“新的眼光”“新的切入点”,真实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尤其是不那么成功不那么伟大的人生是否有资格进入文学成为主角?作者的价值观决定了作者的眼光,这是一个作家动笔之前必须回答的三观问题。卡佛的小说在美国文学中登堂入室,进入主流,占据了评论家和纯文学杂志的话语中心,这种成功,给中国作家开了天眼。

卡佛拒绝使用修饰性的词句。在他的小说里你读不到“你痛苦地说”,“他开心地笑了”这一类的句子。最常见到的是“他说”,“她说”。这也曾招来部分评论家的批评。卡佛只借助对话内容来表现对话者的性格和对话时的情绪。他试图让人物的对话贴近现实,所以对话往往是短促断续的,对话双方经常答所非问,对话有时并没有一个终结。在《阿拉斯加有什么?》这部小说里,卡佛把这种对话艺术表现得淋漓尽致。小说的故事非常简单,一对夫妇到另一对夫妇家做客,他们在一起吃喝和抽大麻,期间谈到玛丽和杰克有可能搬去阿拉斯加。卡佛非常喜欢采用这种两对夫妇之间对话贯穿通篇小说的设置,同样的设置还出现在小说《谈论爱情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把你的脚放在我鞋里试试》和《羽毛》里。这种设置给他设计多个人物之间的交叉对话创造了条件。

号称“史上最权威卡佛传记”,看了,确实名副其实,600多页的大部头,事无巨细演绎了卡佛传奇的一生。都说作家的生活经历就是他作品最好的底本,在卡佛身上这一点显得尤其真切。除了这些,更深感一个伟大作家的诞生,需要的是那么多人事的成就。与生俱来的天分、传奇的经历、慧眼识珠却把他的作品删的体无完肤的编辑,还有给人印象最深的卡佛的妻子,从未怀疑他将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并默默支持,一步步将卡佛推向伟大作家的殿堂…… 再说一句,看过英文版,这本书的翻译没得说,老老实实兢兢业业还原了原版面貌,这年头这样较真的译者不好找了……

 

卡佛的书中频繁地出现倒霉的人、失意的人、潦倒的人、不成功的人或者是软弱的人,醉酒者。

我的卡佛最平凡不过了、局促和不被人理解、看上去有点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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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很多朋友看见这书名都会想到村上的《当我谈跑步时我在谈些什么》。当然,村上的书在2009年出版,就不存在别的问题了。

人们聚在一起,总要有话题。西藏、香格里拉曾是这样的话题,神秘、品位,青藏铁路开通后,是个人都能去,神秘不在,于是话题不在。

雷蒙德·卡佛

这世界有人总是天生能表达自己,就算是说出自己过去最困窘最难描述的卑微,也能坦诚,也能探起真诚的头一字一句,落落大方。

最近看了观海的开学演讲视频,竟然有些后悔当年没好好读书了!“ 不管你决定做什么,我都希望你能坚持到底,希望你能真的下定决心 ”,“ 你要记住,哪怕你表现不好、哪怕你失去信心、哪怕你觉得身边的人都已经放弃了你——永远不要自己放弃自己 ”, 看着看着莫名想起了雷蒙德·卡佛。

卡佛的成功带出一大波模仿者,以至于80年代“欧·亨利奖”(美国短篇小说奖)评委抱怨入围作品读着都像卡佛,热到那种地步也是到头了,极简主义流派在美国本土20世纪80年代中期完全退潮。潮流虽退,作为行文风格,“极简”成为英文小说写作的标准模板之一,在不同作者的笔端,不同的题材和小说类型中它都依依不舍,不仅没有谢幕,而是一再复兴。现今被极简主义招魂的作者,一是莉迪亚·戴维斯,另一个是科马克·麦卡锡。 

  写作从来就没有带给他生活中的改变,这是卡佛成名后接受访谈时常常提到的。他多次宣告经济破产,曾经靠失业救济金活了一年。

相比之卡佛,我本人则更爱同一时期的作家--理查德•福特。理查德•福特比卡佛出道更早,文学成就也不逊色于他。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中期期间,两个人交往密切,互为益友,相互影响,惺惺相惜,要不卡佛怎会把身后作品的部分处理权委托给他呢。福特的作品也是走极简路线,笔下的人物也常归属于失业者、离婚者、犯罪前科者等底层边缘人之列,不过,他爱用第一人称写作,作品的基调虽呈灰色,但没有把人写死,还是留余一点希望之光,并非绝望到底。因此,福特的故事更好读一些。

还想要说的一点是卡佛的笔下多为下层人的悲伤,用词精炼,却能戳进每个人的内心。他的作品不属于大众读物,所以评价无论多么两极化也都可以一笑而过。

我的卡佛有时候挺像海明威的、也许他想要那个样子、但是我知道他只是个小怂包。

卡佛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开放式的结尾。卡佛在小说的结尾处常常不给出终结,而是用模糊的口气暗示一种即将到来,但很可能是更加糟糕的结果。这样的例子在这篇小说集里比比皆是。一位评论家说卡佛的小说“不仅告诉我们哪儿出了问题,而且还暗示了等在下一个转弯口的灾难。”而这个等在转弯口的灾难往往比那个已经说出来的还要大。比利时作家阿利亚斯?米松(Alain Arias-Misson)说卡佛小说“往往结束在悬崖边上,故事中的人物被吊在不确定的空气中。”这种悬而未决式的结束在读者心里造成一种不自在,迫使读者顺着小说中留下的蛛丝马迹去寻找答案。评论家往往从艺术角度来分析卡佛小说的结尾,而卡佛却把这归结为他所描写的对象。他认为“给我所描述的人和事一个完善的结局是不恰当的,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是不可能的。”他说尽管他尊重那些传统的写作方法,但他认为“一个作家的工作,不是去提供答案和结论。如果故事本身能够回答它自己,解决它的问题和矛盾,并能满足它自己的需求,这就足够了。”

我的雷蒙德卡佛是个傻大个、缺乏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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