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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伏娃还详细分析介绍了中国的工业、文化等方面情形,在波伏娃简介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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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伏娃在法国乃至全世界都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女子。她有才华、思想前卫,她头脑清醒、知道自己想要的事情是什么,在她的一生当中,为我们留下来很多精彩的作品。这让很多人对这位作家感到好奇,波伏娃简介或许能让我们了解更多。

1955年9月,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与女友——也是著名学者的波伏娃,访问了中国。虽然在当时的欧美国度,尤其思想文化界,萨特和波伏娃早已名满天下:萨特的哲学代表作《存在与虚无》1943年已经刊印;1946年发表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一文中,他更加具体地阐述了存在主义的现实社会意义。1949年,波伏娃被后人奉为“女权运动”圣经的《第二性》出版;1954年,她还以小说《达官贵人》获法国最高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但对这一切,思想及实际距离太过遥远的中国了解极为有限,“除去几位法国文学专家外”,连他们两位的名字,中国作家、学者等,都“十分陌生”(波伏娃语)。

波伏娃出生在一个封建旧势力的家庭,在她小时候,家境富裕,父亲和母亲都是天主教徒,她从小就受到这样家庭氛围的熏陶,因此在早年也是一位虔诚的教徒,直到14岁,那一年波伏娃开始对自己一直以来的神学信仰产生了怀疑,随后,她的思想当中体现出来了很大的叛逆特征。

但是,这样的陌生及异样,却引发了感受敏锐的波伏娃巨大的兴趣:“这是我第一次到远东,第一次真正理解了‘不发达国家’一词的含义。席卷了六亿人口的贫穷使我对贫穷有了真正的理解;我第一次见到了人们从事着艰苦的工作:社会主义建设。这些新的经历互相重叠、模糊不清;中国人的贫困我是通过他们要克服这种贫困的努力感觉到的。正是由于贫困,政府的建设性努力才显得很严峻。我所接触到的人们都在表面上向我隐瞒他们的悲欢。然而,通过观看、询问、比较、阅读、聆听,最后,我确实从我半模糊的感觉中清楚地感受到这样的事实:仅仅在几年之中,中国已经赢得了与种种苦难作斗争的胜利,这些苦难包括脏、寄生虫、婴儿夭折、流行病、长期营养不良、饥饿;现在,人们有衣穿、有干净的房子住、有食品。由此,我理解到建设这一国家未来的按捺不住的力量是多么真实……尽管我的经历还不完全,但我开始想,报道这些事也许是令人感兴趣的。”(波伏娃:《中国印象》,柳卸林译,董平校)之后,经过长达一年多的辛苦阅读、研究文献资料,访问汉学家……再经过她学者的思考和融会综合,最后以“我也觉得我已处在用脑过度边缘”,“辛苦而又持续地长时间写作”,她完成并发行了解读中国的长篇著述《长征》(LaLongueMarche,1957年出版)

这次思想的叛逆,对于波伏娃来说,恰恰是非常有好处的,这让她开启了自己思维的大门,她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在波伏娃简介当中,这次叛逆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随后,波伏娃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在这里,她结识了自己一生的伴侣萨特,两人一起通过了教师综合考试,但是让人感到费解的是,虽然相爱,但是波伏娃萨特却没有被世俗牵绊,他们终身没有结婚。

《长征》一书英文译本厚达五百多页。除去谈及亲身观感,波伏娃还详细分析介绍了中国的工业、文化等方面情形,还记述了中国当时最为广大的农民阶层生活,以及中国的“家庭”情状。其中,笔者对其论及家庭方面的文字尤有兴味。因为内中包含有波伏娃识见独到的“女性”观念。但即使这部分内容,波伏娃涉猎也相当广泛。在此,笔者仅择取其论述国人颇为熟悉的现代作家巴金及其作品《家》的部分,来介绍并领会思想家、文学家波伏娃的敏锐眼光和宽博情怀。

波伏娃留给世界的,除了她和当时的社会不拘一格的思想以外,还有她的很多作品。才华横溢的波伏娃,在自己的一生当中写下了很多作品,包括妇女权利的讨论和人类哲学上一些备受关注的问题,这些书籍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因此,她成为了当时名噪一时的思想家,与此同时还是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

波伏娃和萨特

巴金的长篇小说《家》,波伏娃并没有搁在“文化”章包含的“文学”类中去讨论,而是将其放进了另一章节:“家庭”。大约波伏娃认为,《家》中表达的内容,更适合用作例证来呈现中国“家庭”诸方面的情态吧。谈到家庭这个话题,波伏娃首先对当时国外的一些议论进行驳斥:“在敌视新中国的人当中,有的愤怒地谴责中国实行反家庭政策,他们认为,这是否认血缘关系,践踏最神圣的价值……”而波伏娃研究和亲见的结果是:“说中国要消灭家庭,这是完全错误的。它不过是在实现法国16—19世纪完成的革命,用夫妻两人的小家庭来代替大家族,后者是建立在土地所有制基础之上的。在西方所有国家,工业、动产和工人无产者的出现,都带来了大家庭的灭亡。中国最近才开始工业化,所以古老的家庭形式仍在延续,今天才发生,因为它开始得太晚了。这是中国的特别之处之一。”(胡小跃译,后同)波伏娃的解读优势,在笔者看来,不仅有西方的异样文化背景及深厚学养,时代先行一步也为她提供了可依托的历史借鉴。

波伏娃是法国二十世纪最出名的存在主义作家,萨特是同时代的哲学家、思想家,这两个人在当时的法国,都是不可多得的天才级的人物。波伏娃和萨特他们两个人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他们两个人结缘,要从巴黎高等教育师范学院说起。

由家庭这个社会基本元素,才更容易触及妇女真实的生存状态,故此波伏娃也对中国社会的“家庭史”略加叙述:“大家已经发现,中国的传统是农业经济所造成的,其形式比任何其他文明都严格,因为这种结构能消灭一切有助于家庭变化的矛盾原则。……在中国,人们不把妇女当人看……传统要求年轻人服从老者,所以不同辈分的人吵不起来。”波伏娃从她的阅读中寻到资料:“宋朝的第一任皇帝曾在966—977年间颁布一个法令,禁止同一家人分居,除非是四世同堂。这个规定延续了下来,所有的家庭成员都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严格服从等级制度。”但随即,波伏娃在没有加以解释分析的情况下,陈述了中国长期以来的一种现象:“父亲对子女握有生杀大权,常常在女孩出生时就剥夺她们的生命,认为她们是多余的,他们也可以把女孩当奴隶卖掉。”在波伏娃眼里,这也许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常识;抑或是她急于接触女性问题的一种缩减表述。

波伏娃的青年时期,她曾经就读于巴黎高等教育学院,而此时的萨特也在这所学校里攻读哲学,作为当时思想界的新星,萨特的才华夺目,而波伏娃也同样是当时学校里的风云人物,他们思想高度统一,并且因为相同的爱好,他们开始相互吸引。在当时的教师综合考试当中,他们两个人一起通过了这次让人望而生畏的考试,萨特排第一,波伏娃排第二,这让他们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

随着时代发展,“旧家庭单元的经济基础遭到破坏……”但“失去了支持和合法地位”的家庭结构仍然存在,那套传统观念形成的“家庭权威对年轻的资产阶级和年轻的无产阶级来说都显得蛮不讲理……”(波伏娃的当时用词,在国人眼里,显然相当西语化)社会的变化和老旧传统结构,使得年轻人“在失望中忍受着被迫的婚姻,付出的努力远远得不到快乐的补偿。每个时期,都有许多中国妇女以自杀求得解脱,不少年轻的丈夫也以她们为榜样。夫妻之间互相仇恨,据司法部的一个统计数字,1925年5—9月间被处决的犯人,一半是因为谋杀配偶。”

在从学校毕业以后,他们两个人就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可以说,他们就是彼此的生活伴侣,但是他们却没有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夫妻。在当时的社会观念里,这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两个人经常见面,一同工作旅行,有着共同的信仰但是却不结婚,但是这也恰恰正是波伏娃和萨特留给我们的一个未解之谜。

关于波伏娃和萨特之间的感情,更加精确的定位也许可以说是灵魂伴侣,试想一下,两个人如果除了结婚证,他们什么都有,甚至比普通的夫妻更加坦诚相待,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依旧能够一起生活在一起长达几十年,这件事情解释起来,也许只有埋藏在灵魂深处的爱情。

那么,中国青年究竟是怎样一种生活状态呢?波伏娃来中国时间有限,无从细致深入考查。她采取了通过文艺作品分析的方式,得出“几百年来,中国文学都同情家庭制度的受害者”的结论。因为“我在中国看过的大部分戏剧讲的也是旧专制如何让有情人走向绝望的故事”。中国古代作品,波伏娃举证了《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红楼梦》三部。对《红楼梦》在读者(尤其青年)中产生极大反响的原因,波伏娃的说法颇到位:“作者在叙述这个故事的时候不是逆来顺受地同情:书中渗透着反抗思想,所以才赢得了那么多热情的读者。百年之后,年轻人在那对痛苦的男女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现代作品,“从‘五四’开始,反传统家庭的小说增加了,最著名的要算巴金的《家》了……中国没有哪部小说有那么大的发行量:整整一代人从中找到了自己的痛苦和希望。”

波伏娃思想

波伏娃介绍《家》的文字,超过了描述前面三部作品的总量。她对《家》的转述大致是这样的:“书中写的是中国西部一个富商家庭:所有的家庭成员都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受一个保守而专制的前辈的恐怖统治。他强迫爱上表妹的长孙娶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儿……”这一节文字下面,波伏娃有一个小注:“表兄妹之间的爱情是很常见的题材:在《红楼梦》里,情侣是表兄妹。小伙子没有机会遇到年轻姑娘,除非是自己同一家族的成员。”虽然此时讨论的是中国问题,举证的是中国小说,可其实西方在较早的时期,这样的故事也常常见诸他们的小说、戏剧之中。笔者猜测,在此,波伏娃不仅仅是指中国,不过特别指出来说明中国家庭情形罢了。

波伏娃是二十世纪法国最出名的作家、思想家之一,对于当时的社会而言,波伏娃是一个激进的人,这主要是因为波伏娃思想的原因,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前辈的“恐怖统治”,波伏娃举了一个细节为例:“当他(杨按:觉新祖父)得知已经三十多岁的儿子有个情妇后,便大发雷霆。那个罪人及其妻子还有他们的女儿被他叫了上来,家中的其他人——孩子、妾和佣人——则待在隔壁的一个房间里,一个小女孩透过锁孔偷看。老人吼道:‘我叫你打自己的耳光,你为什么不打?’她看见了她的舅舅,脸红红的,在打自己耳光。”(杨按:作品中,这是觉慧透过门框,从门帘缝隙看到的情形。这挨打的,是其五叔克定。中国家庭关系复杂,波伏娃大约记得也有女性在窥看,便误记成了“舅舅”。)这是《家》中第三十三章的一节。在国人眼里,当时的大家庭中,情形就是如此,应该算不了什么,但在现代文明环境之下生活的波伏娃看来,或许感到异样地不可思议吧。

波伏娃出生在一个传统的保守贵族家庭,父母都是天主教徒,在幼年时候,波伏娃也是天主教的拥戴者,直到十四岁那年,波伏娃开始对自己一直信奉的神学产生了怀疑,这是她思想发生转变的一个关键时期。她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走向,是一个很独立的人。

对这样的家长,波伏娃指斥为“暴君”:“只有高觉民,那个暴君的孙子对这一幕表示愤怒……”(杨按:其实当时觉民并不在场,看到并思考这一切的是觉慧。)当然,波伏娃也从这个“家”中看到了变化:“觉民(他身上也许有作者的影子)和他的弟弟觉慧代表着当时受过教育、反叛的年青一代。他是一家大学生杂志社的编辑,投入了政治运动,爷爷制止他,遭到他的抵制。”(引文中括号里是波伏娃的理解。笔者以为“觉慧”才是作者的影子。)波伏娃也看到了新一代的努力:“觉民爱上了他的一个表妹,一个思想解放的女孩,这个女孩也蔑视她专制的母亲,逃离了家庭。尽管遭到了父母的反对,这两个年轻人还是结婚了。然而,三兄弟中的老大,他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一个劲儿地鼓吹要服从旧秩序。他很软弱,眼睁睁看着妻子被无知而迷信的父母迫害致死。直到小说结尾,他才奋起反抗。”(《家》中,觉民与琴还不曾结婚。波伏娃的叙述与原文略有差异,或者与其所读译本,也或许与资料庞杂、不及细致处理有关。)

波伏娃思想集中体现在她的作品当中,在第二性当中,波伏娃论述了女权在当时的社会上之所以受到忽视的原因,是和当时的社会制度有关,因为男性在社会上的绝对权威,让女性在长期的生活当中受到了压制,而这样就让男女之间产生了差异。虽然从现在的观点上来辩证,这样的说法似乎不太完善和科学,但是就当是的科学和思想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而当时在法国乃至西欧各国的女权主义运动都是在波伏娃思想的引导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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