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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水户学与尊王攘夷舆论,对日本近代历史与文化的影响

第四阶段是幕府末期(1853—1867)。其时阳明学大行日本。内忧外患的政治局势,激发此期的《春秋》经学走上了致用、实践一途。幕末乃至明治初年的《春秋》经学突破对纯学术的攻研,学者们针对日本的现实,通过撰述《春秋》经传研究著作而对时代难题作出回应,因此,这些著作往往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从而具有经世致用的品格。幕末《春秋》经学的发展,深刻地影响了日本近代的历史,对“尊王倒幕”、明治维新,产生极为重要的作用。《春秋》经学的主要价值取向是“尊王攘夷”。幕末的日本,内部四分五裂,外受列强侵逼,当此之时,依托万世一系的皇室作为统一日本之基础,进而内安外攘,成为延续国脉、摆脱危机的唯一方式。于是“大义名分之声起,虽甚为微弱,然兹有国难,无论如何,必须统一国家。以此之力,同担国难;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此一精神猛然而起,就产生了攘夷党、勤王党。勤王党、攘夷党结为一体,产生了‘尊王攘夷’,终成一民族之大运动”(大隈重信《明治宪政经济史论》)。幕末志士正是在《春秋》经传“尊王攘夷”观念的启发下,赋予“尊王攘夷”以鲜明的现实意义,身体力行,躬自实践,才终于使日本摆脱危机,实现国富民强,这是《春秋》经学影响近代日本历史的一大显征。“尊王攘夷”的观念也深刻地影响着德川幕府内部成员。水户藩德川光国于明历三年(1657)创设史局,将尊王思想灌注于《大日本史》的编纂之中,可以说,“尊王攘夷”正是历经二百五十年编纂修订才最终完成的《大日本史》的主体精神。德川光国倡导大义名分论,力主尊王,此种精神之感召,流风所及,直接影响到幕府末代将军、光国后裔德川庆喜。德川庆喜五岁就学于水户藩弘道馆,在父亲德川齐昭和教授们那里受到严格教育,深受大义名分论及尊王思想濡染。职是之故,在幕末内忧外患的危急形势下,德川庆喜果断做出“大政奉还”之决定,从而使日本避免了被殖民地化的命运,顺利实现明治维新。这亦是《春秋》经学影响近代日本历史进程的典型事例。

第四阶段是幕府末期(1853—1867)。其时阳明学大行日本。内忧外患的政治局势,激发此期的《春秋》经学走上了致用、实践一途。幕末乃至明治初年的《春秋》经学突破对纯学术的攻研,学者们针对日本的现实,通过撰述《春秋》经传研究著作而对时代难题作出回应,因此,这些著作往往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从而具有经世致用的品格。幕末《春秋》经学的发展,深刻地影响了日本近代的历史,对“尊王倒幕”、明治维新,产生极为重要的作用。《春秋》经学的主要价值取向是“尊王攘夷”。幕末的日本,内部四分五裂,外受列强侵逼,当此之时,依托万世一系的皇室作为统一日本之基础,进而内安外攘,成为延续国脉、摆脱危机的唯一方式。于是“大义名分之声起,虽甚为微弱,然兹有国难,无论如何,必须统一国家。以此之力,同担国难;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此一精神猛然而起,就产生了攘夷党、勤王党。勤王党、攘夷党结为一体,产生了‘尊王攘夷’,终成一民族之大运动”(大隈重信《明治宪政经济史论》)。幕末志士正是在《春秋》经传“尊王攘夷”观念的启发下,赋予“尊王攘夷”以鲜明的现实意义,身体力行,躬自实践,才终于使日本摆脱危机,实现国富民强,这是《春秋》经学影响近代日本历史的一大显征。“尊王攘夷”的观念也深刻地影响着德川幕府内部成员。水户藩德川光国于明历三年(1657)创设史局,将尊王思想灌注于《大日本史》的编纂之中,可以说,“尊王攘夷”正是历经二百五十年编纂修订才最终完成的《大日本史》的主体精神。德川光国倡导大义名分论,力主尊王,此种精神之感召,流风所及,直接影响到幕府末代将军、光国后裔德川庆喜。德川庆喜五岁就学于水户藩弘道馆,在父亲德川齐昭和教授们那里受到严格教育,深受大义名分论及尊王思想濡染。职是之故,在幕末内忧外患的危急形势下,德川庆喜果断做出“大政奉还”之决定,从而使日本避免了被殖民地化的命运,顺利实现明治维新。这亦是《春秋》经学影响近代日本历史进程的典型事例。

图片 1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离不开舆论的作用,研究这一时期的日本社会舆论,我们可以发现,有人三种思想对其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即儒学、后水户学和兰学。那么,这三种思想究竟对明治维新舆论形成有何影响?这些影响又有何不同呢? 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一场伟大的变革,通过这场改革,日本打破了闭关锁国的局面,摆脱了民族危机,避免了沦为殖民地的危险,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一跃成为亚洲第一强国。明治维新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在于国内舆论统一,达成共识,成为民心所向,从开始的“尊王攘夷论”到后来的“倒幕开国论”,作为变革风向标的舆论引导着维新取得成功。在舆论的形成过程中,文化的因素不可忽视。文化的传播发展是明治维新时期舆论形成的知识源泉和思想基石。 儒学的传播发展对舆论形成的影响 据公元720年的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记载,公元405年,《论语》和《千字文》传入日本,这是中国儒学传入日本的最早记录。此后,中国儒学在日本逐渐传播,对其政治、法律、文学、哲学、宗教及艺术等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加速了日本的文明进程。7世纪中期,日本进入封建社会,在意识形态上需要理论支撑,因此儒家思想被采用并得到广泛发展,直到12世纪之前的这段时期,儒学被视为一种先进的政治理念被统治阶级所应用,并以法律等各种手段实施,逐渐成为幕府统治的官方意识形态。 在江户时代,儒学发挥了稳定幕藩体制和身份等级制的保守作用,带来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更多的是发挥了有益的社会功能,儒学对日本摆脱蒙昧和迷信,提升文明水准起到了重要作用,推动了日本人合理主义思维的发展,为日本接受近代自然科学奠定了基础。日本没有科举制度,因此就不存在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日本儒者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满腹经纶,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无法步入仕途,不能以学问经世致用。他们遍及全国,形成了一个文人、信息、知识的网络。这个庞大的网络里不存在等级、阶级差别,是一个可以自由出入的开放的小社会。在幕府舆论禁锢信息垄断的情况下,相对来说超越阶层、出入自由的日本儒学者对于倒幕舆论的形成和维新思想的酝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例如,佩利登陆日本的事件冲击波迅速波及了日本各地的知识阶层,并很快达成共识,这与知识分子网络的舆论传播是密不可分的。这种情况下的儒学思想的传播实际上传播了包括学问在内的更多信息。 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欧美文化的“洋学”被全面接受,儒学受到了空前冲击,维新启蒙思想家之一的福泽谕吉就对儒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是儒学并未完全不起作用了,儒学中的理性内容不仅成为明治时代思想家介绍西方文化的重要媒介和建立日本新文化的思想基础,而且在后来的日本现代化过程中,被吸收改造,起了积极的作用。 后期水户学与尊王攘夷舆论 19世纪,日本国内矛盾重重,幕府统治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而这一时期欧美列强把侵略的目光投向日本。1804年俄国的烈扎诺夫武力威胁幕府开国通商;1808年,英国军舰费顿号开进长崎,自此以俄、英为首的列强骚扰不断,幕府统治面临着内外双重危机。在这样的内忧外患中产生了一个试图把握时局的学派水户学。1661年德川光圀继任水户藩藩主,起用中国人、明末学者朱舜水治理朝政,使朱子学在水户藩确立起主导地位,并演变成了历史上颇有影响的“水户学”和“水户学派”。他接受朱舜水的建议,以儒家礼仪制定藩规;重实学,实行奖农政策;兴教育,搞宗教改革,使水户藩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民风淳厚,在各藩中享有盛名。德川光圀与朱舜水倡导的水户学,在日本文化思想史上有重大影响。前期水户学是以朱子学的大义名分论为基础而建立的,而后期水户学则是由藤田幽谷及其门生形成的独特的政治实践性学术思想。 藤田幽谷的着作《正名论》认为:“先有天地,后有君臣,有君臣而后有上下。”“幕府应该尊敬皇室,诸侯应该尊重幕府,卿、大夫要尊重诸侯,然后才能上下相保,万邦和谐。”倡导尊王敬幕论。水户学的另一代表人物会泽正志斋写了《新论》一书,书中认为日本是神州,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因为作为天照大神之裔的天皇居住在日本,日本是“大地之元首”,只有日本能担当起执掌世界、皇化万国的任务。藤田幽谷的《正名论》和会泽正志斋的《新论》成为尊王攘夷的理论依据。 后期水户学重视民心民意,具有很大的进步性。会泽正志斋认为欧美列强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们很会掌控人心,他们深知民心的威力,所以要下大力气教化民众,具体办法是通过宗教来收揽民心。他还认为这其实类似于神武天皇以来日本国古代祭政一致的方法。所谓祭政一致是指宗教与政治的一体化,在这种体制下政治领导者同时也是宗教领导者。而日本的现实是国家离政教一致的理想越来越远,民心骚动,国家缺乏统一民心的有效手段。这些让他感受到了沉重的危机感。尽管后期水户学中仍是崇尚自上而下的民主,但当时能提出重视和关注民众民心已是很大的进步。 此后,德川齐昭封水户藩藩主,创立了藩校弘道馆,辅佐德川齐昭改革的人是幽谷的儿子、会泽的学生藤田东湖,他比理论家的父亲和老师更注重实践,他在《弘道馆记述义》中阐释了后期水户学的宗旨是“尊王攘夷,敬神崇儒,忠孝无二,文武不歧、学问和事业一致”,把水户学的思想向藩内外传播。在后来的明治维新中,维新志士接受了水户学的思想,这成为“尊王攘夷”的思想基础和行动原则,形成了“倒幕锁国论”,对统一舆论、进行变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经过了鸦片战争、黑船来航事件的冲击,在被迫开国的过程中,尊王攘夷思想提供了批判幕府外交姿态的思想基础,急速脱离了后期水户学的本来目的――“维持幕藩体制”,站在了幕府的对立面。 兰学的传播与反封建舆论的形成 “兰学”是指江户中期至幕府末开国以前”关于西方学问、技术或西欧形势的知识及其研究。幕府末期的闭关锁国使曾一度兴盛的与西方文化的交流几乎停止,只有与荷兰的贸易在严格限制下还在进行,剩余的这一条狭窄的通道维护着和西方的联系。“正如日、唐绝交后的平安末期一样,虽然出现了传统文化的鼎盛期,但以僵滞的封建秩序束缚下的国民生活为基础的江户文化,既然没有从外界注入新要素,就势必带上了不自然的颓唐色彩,这样,一部分人便逐渐把憧憬的目光转向封闭、隔绝了的另一方,依靠仅存的通向西方文化的一条窄路,开始了摄取西方文化的能动的运动。所谓兰学的发达,就是其具体体现。” 幕府到1635年,已形成了所谓的“锁国制”。尽管如此,德川时代仍通过四个窗口与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行交往:通过长崎与荷兰及中国商人进行贸易;通过对马藩与朝鲜进行外交与贸易;通过萨摩藩与琉球往来和商品贸易;通过松前藩与北海道的虾夷族进行交往。其中与荷兰的交往最为频繁。禁锢锁国并未使日本人丧失与外国交流的愿望,这个善于学习的民族通过这些狭窄的通道,开始系统地研究西方的以自然科学为首的学问体系,被称为兰学。1771年,前野良泽、杉田玄白等在千住小冢原的刑场观摩了一次解剖手术,他们吃惊地发现,这与荷兰文版的德国着作里的解剖学图谱完全一致,于是决定翻译《解剖学图谱》。“在还不怎么了解荷兰语言的情况下历经四年的努力,《解体新书》发行了。他们把自己的这种学问称为‘兰学’,宣告创立了一个和既存的完全不同的新的学问体系。” 幕府末期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封建统治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当时的幕府为了挽救统治危机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如引进西方文化、任用人才、奖励实学、发展生产。这无疑为兰学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温床。如杉田玄白所说,“兰学犹如滴油入水而布满全池”。这种兰学文化的勃兴,冲击了日本以汉文化为中心的学术知识体系。兰学者经常聚集在一起,交流学问,针砭时弊,形成一个以渡边华山为核心的研究兰学的团体――“蛮社”。兰学的广泛传播和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引起了统治者的恐慌,尤其是司马江汉的“社会平等观”宣扬人人平等,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的等级秩序,触动了幕府统治的根基,一度遭到幕府镇压。 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的失败震动了日本朝野,许多有识之士纷纷呼吁日本政府勿蹈中国之覆辙。1853年佩里入关,幕府领教了洋枪洋炮的威力,被迫开国,国内舆论一片哗然,知识分子阶层中强烈要求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增强自身实力的呼声日益高涨。同时国内农民暴动风起云涌,幕府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这种形势下,幕府也被迫全力扶植以西方近代军事科技为主的洋学,兰学又一次兴起并逐步扩展到以学习西方军事科技、社会科学、政治思想为主的洋学阶段。 将洋学研究范围扩大到政治领域的人是横井小楠,他肯定了欧美国家的政治体制并积极倡导在日本实施。横井小楠重视舆论,认为国家大事要广开言路,听取公众的言论,在大家都能接受的条件下再做决定,应从德川家的“私”政治向“共和政治”转换。此后的加藤弘之、福泽谕吉等人更进一步地研究了西方政治制度。 兰学的传播使人们特别是洋学者们意识到封建制度才是阻碍日本前进的最大障碍,体会到只有向西方国家学习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先进科技和政治制度才是唯一的出路,这就是维新派中持有倒幕开国论调的那一部分人的思想源泉。“兰学的传播还引起了革新思潮的发展,西学传布迅速从自然科学扩大到社会科学,先进知识分子与革新势力迅速结合,形成了革新运动,借助农民运动的力量,发展为革命斗争,引导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儒学的传播使日本人摆脱蒙昧,走向文明,为明治维新时期舆论的形成提供了知识基础,日本儒学者特有的自由的知识分子网络又为这些舆论的传播提供了方便。后期水户学的思想成为维新变革中“尊王攘夷论”的理论依据;兰学的兴起和发展把舆论逐渐引导到“倒幕开国论”方向去,成为倒幕开国论的思想源泉。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维新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并最终取得了变革的成功。

第二阶段是德川中期(1692—1779)。此期日本儒学中的古学派占据明显优势,在其推促下,日本儒者对《春秋》经传的攻研开始朝着深细精微的路向发展。儒者们不再满足对《春秋》经传的一般性了解,亦不再株守着中国古人的注疏视若拱璧,而是开始对经传含义展开具体而微的探索、阐释。较之初期,德川中期的《春秋》学研究阵容明显扩大,著作数量明显增多。德川中期《春秋》经学的发展,促成了日本文化意识的觉醒,提升了日本民族的自信心。德川之前,日本自居偏邦遐夷之地位,文化自信力较弱。德川时期,随着《春秋》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日本逐渐提升了文化自信力,这突出地表现在德川儒者对“中国”这一概念的诠解中。原本,中国早期经典如《诗经》中出现的“中国”,多涉政治或地理意义,如《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大雅·桑柔》“哀恫中国,具赘卒荒”等。但是到了《春秋》三传中,“中国”一词获取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国”往往在夷夏之辨的文化语境中被提出,如《穀梁传·成公九年》“莒虽夷狄,犹中国也”,《公羊传·宣公十五年》“离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国”,《左传·庄公三十一年》“中国则否,诸侯不相遗俘”,“中国”与夷狄彼此对立,语意互敌。德川儒者从文化的立场重新定义了“中国”一词的含义。如上月专斋说:“华言者以汉土为‘中华’、‘中国’,不识《春秋》名分,俗儒之纰缪也。夫天地广大寥廓而无际限,是以天地之中,无一定之中,则所居之民人,各中其国、华其国,是天地自然,非人为矣。”浅见絅斋(1652—1711)言:“吾国知《春秋》之道,则吾国即主也。”“孔子若亦生日本,必从日本立场立《春秋》之旨,是所谓善学《春秋》者也。今读《春秋》而曰日本为夷狄,非《春秋》害儒者,系不能善读《春秋》者害《春秋》也。”毋宁说,正是《春秋》经传促使日本摆脱了以遐夷偏邦自处的文化自卑,从而促进了日本文化意识的觉醒,提升了日本的民族自信心。

日本人批注十三经图 资料图片

日本人批注十三经图 资料图片

第二阶段是德川中期(1692—1779)。此期日本儒学中的古学派占据明显优势,在其推促下,日本儒者对《春秋》经传的攻研开始朝着深细精微的路向发展。儒者们不再满足对《春秋》经传的一般性了解,亦不再株守着中国古人的注疏视若拱璧,而是开始对经传含义展开具体而微的探索、阐释。较之初期,德川中期的《春秋》学研究阵容明显扩大,著作数量明显增多。德川中期《春秋》经学的发展,促成了日本文化意识的觉醒,提升了日本民族的自信心。德川之前,日本自居偏邦遐夷之地位,文化自信力较弱。德川时期,随着《春秋》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日本逐渐提升了文化自信力,这突出地表现在德川儒者对“中国”这一概念的诠解中。原本,中国早期经典如《诗经》中出现的“中国”,多涉政治或地理意义,如《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大雅·桑柔》“哀恫中国,具赘卒荒”等。但是到了《春秋》三传中,“中国”一词获取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国”往往在夷夏之辨的文化语境中被提出,如《穀梁传·成公九年》“莒虽夷狄,犹中国也”,《公羊传·宣公十五年》“离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国”,《左传·庄公三十一年》“中国则否,诸侯不相遗俘”,“中国”与夷狄彼此对立,语意互敌。德川儒者从文化的立场重新定义了“中国”一词的含义。如上月专斋说:“华言者以汉土为‘中华’、‘中国’,不识《春秋》名分,俗儒之纰缪也。夫天地广大寥廓而无际限,是以天地之中,无一定之中,则所居之民人,各中其国、华其国,是天地自然,非人为矣。”浅见絅斋(1652—1711)言:“吾国知《春秋》之道,则吾国即主也。”“孔子若亦生日本,必从日本立场立《春秋》之旨,是所谓善学《春秋》者也。今读《春秋》而曰日本为夷狄,非《春秋》害儒者,系不能善读《春秋》者害《春秋》也。”毋宁说,正是《春秋》经传促使日本摆脱了以遐夷偏邦自处的文化自卑,从而促进了日本文化意识的觉醒,提升了日本的民族自信心。

第三阶段是德川晚期(1780—1852)。此期的《春秋》学走向全面繁荣。在清代考据学的持续影响下,此期的日本《春秋》学研究,既打破了林氏官学的统治地位,也打破了古学派的一统江山,诸派并作,蔚成大观。德川晚期《春秋》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启蒙了日本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为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顺利实现脱亚入欧奠定了思维基础。儒家经典中,需要运用天文历算等科学方法进行探研的首推《春秋》经传。德川中晚期的《春秋》经学研究,巨细靡遗,众彩纷呈,对《春秋》经传中所涉及的天文历法问题之探究,促进了日本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的形成。关于天文历法的记录,散见于《春秋》经传之中,虽经杜预以迄清代众多中国学者之钻研,但仍有开拓之余地。对此,中井履轩、帆足万里,在其《春秋》经传研究著作中均有细致阐述。履轩本“格物致知”之精神,批判鬼神之说,反对教条主义,深细推阐《春秋》经传中的天文历法问题,其研究方法旁涉多门,精微细密,对日本科学思维的建构起到重要作用。帆足脉承履轩,不仅对《春秋》经传中的天文历法问题多事阐发,而且广求天地自然之道,“大块之所以生,星行之成侧圆,地之广狭,海之二潮,磁石之指南,大气二质之用,火之生焰,及人之气息,是其学之至要者”(米良仓《帆足文简先生墓碑铭》)。由皓首穷经之儒到细推物理之科学研究者,此种转变,实受《春秋》经传之发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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