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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卡夫卡的语言,德国和以色列档案馆为卡夫卡的手稿花落谁家的问题走上了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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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读者最熟悉的捷克作家毫无疑问是卡夫卡,许多人阅读过他的代表作《变形记》、《审判》和《城堡》,而这位二十世纪初期的文豪也早就成了捷克及其首都布拉格的一张文化名片。人们印象中的卡夫卡,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忧心忡忡的、有着深邃思想和荒诞讽刺的作家,但近日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寻找卡夫卡——他属于我们每个时代》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真实而普通的人。

作为一个主要生活在奥匈帝国时期的明珠城市布拉格、用德语写作的犹太作家,卡夫卡的名声与影响正在与日俱增。卡夫卡的遗嘱已成为“卡夫卡式”的生活和创作的一部分,这已是举世皆知。本雅明说:“只要研究卡夫卡,就绕不开遗嘱这个问题。”但是,对于卡夫卡的遗嘱,我们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一般的所谓“焚稿”和“背叛”上,对于遗嘱背后的前因后果,对于卡夫卡的真正动机和用心,对于布罗德的“违背意愿”和“别有用心”,我们尚缺乏仔细的考证和辨析,因而可能产生一些误解和误释,这自然又会影响到我们对卡夫卡的理解和认识。 众所周知,卡夫卡立志于写作,将写作当做自己生命的目的和意义,但他在临终前却一再立下遗嘱:焚毁自己所有的稿件。长期以来,这种卡夫卡式的悖谬令许多读者迷惑不解,同时也使得卡夫卡问题更加复杂难辨,扑朔迷离。卡夫卡为什么执意要焚稿?他为什么不自己焚稿?为什么不委托父母或者亲人执行遗嘱,而是委托朋友?他是否知道他的朋友会违背他的遗嘱?他焚稿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就像卡夫卡其他谜题一样,似乎永远也说不清、道不明。 我们知道,卡夫卡生前发表作品极少。他对自己的作品极少满意,从不愿从抽屉里拿出他的手稿。马克斯·布罗德曾在一封写给编辑的信中说:“我同时寄给您一篇卡夫卡的短篇作品,我花了比写文章十倍的时间,才从作者手里讨来,要卡夫卡发表作品是极其困难的,要索取他的原稿简直要用抢的!”卡夫卡生前发表的作品,大多便是在朋友的逼迫下,怀着希望与惋惜的颤栗心情交出来的。但这些作品仅占卡夫卡作品集九卷中的一卷。而愈到后期,卡夫卡对自己的作品愈不满意,最后他给朋友布罗德留下这样一份遗嘱:“凡是我遗物里的所有稿件,日记也好,手稿也好,别人和自己的信件也好,草稿也好,等等,毫无保留地,读也不必读地统统予以焚毁。”卡夫卡在给布罗德的另一份更为详细的遗嘱里写道:“在我一切作品中,称得上作品的是:《判决》、《伙夫》、《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和一个短篇故事《饥饿艺术家》。(仅存的几本《观察》可以保存下来;我固然不愿意让人家拿去化成纸浆,可也不希望再版。)我说算得上作品的这五篇和一个短篇故事,并不等于说我希望把它们拿来再版,传之后世;相反地,如果能把它们完全消灭掉,那倒是我求之不得的。不过,因为这几篇东西已经存在了,如果有人愿意保存它,我也无所谓。”在对自己的作品几近苛求的卡夫卡看来,自己几乎没有什么作品可以传之后世。 然而,作为卡夫卡的遗嘱执行人,布罗德并没有遵从遗嘱,而是将卡夫卡的全部文稿陆续整理发表了,尤其是将三部未写完且稿页零乱的长篇小说《诉讼》、《美国》分别整理发表,并于1935、1936年和1949、1950年先后两次编纂了六卷本和九卷本的文集。不仅如此,布罗德还将他陆续收集到的卡夫卡的书信日记都整理发表了。这就是米兰·昆德拉后来所说的“被背叛的遗嘱”。 卡夫卡为什么会选定布罗德作为自己的遗嘱执行人呢?为什么不选择他的父母,或妹妹,或其他亲属做自己的遗嘱执行人呢?1921年,卡夫卡曾对布罗德说,他已立下遗嘱让布罗德焚毁他写的一切。不过,布罗德则明确表示,他不会满足任何这种要求的。据说卡夫卡是知道布罗德的态度的,但是,卡夫卡为什么还是让布罗德做了他的遗嘱执行人?如果卡夫卡明知布罗德不会遵从遗嘱,那么卡夫卡立下这个遗嘱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布罗德又是何许人?他与卡夫卡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我们首先对布罗德应该有所了解和认识。 马克斯·布罗德,生于布拉格的奥地利犹太作家。他的父亲是布拉格波西米亚联合银行副经理,拥有一笔不菲的财产。布罗德很早就显示出音乐天赋,他上过钢琴课和作曲课。1902年他与卡夫卡相识,布罗德比卡夫卡小一岁。1903年10月23日,卡夫卡出席了一次有关叔本华的讲座,演讲者就是布罗德。此时的布罗德被誉为神童式的人物,虽说也是法律系的学生,但他同时已经是音乐家、作曲家、诗人和小说家了。他在演讲中将尼采说成“骗子”,这引起了卡夫卡的激烈反对。演讲后他们有过长时间的争论,随后两人成为莫逆之交。卡夫卡身材瘦高,布罗德矮且驼背。卡夫卡青少年时代身体健康,布罗德4岁时患上了危及生命的脊柱歪曲。卡夫卡早逝,布罗德则算长寿了,他活了84岁。这两位朋友在脾气秉性上的差异肯定超过了他们的“相同”,然而他们两人的相互吸引甚至引来了同性恋之说。1939年纳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布罗德流亡巴勒斯坦。26岁时,“布罗德已出版4本书。到30岁时他已出版了19本书。到他去世时,他已出版了83本书,包括小说、哲学与宗教书籍、传记、文学随笔、戏剧、诗歌、各种各样的新闻类文章”。他的重要作品有历史小说《蒂肖布拉厄走向上帝之路》和长篇小说《梦寐以求的女人》。与卡夫卡的宗教信仰的不确定相比,布罗德是一位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尽管宗教信仰有所不同,但是布罗德从未怀疑过卡夫卡的文学天才。早在卡夫卡还未公开发表一行文字之前,布罗德就相信卡夫卡是他们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 卡夫卡在遇见布罗德时,后者已经是小有名气了。但是,时至今日,布罗德的最高声望就在于他整理出版了卡夫卡的作品,而他自己的创作则变得无足轻重了。卡夫卡的光辉已经完全遮蔽了布罗德自己的光彩。 当然,细究起来,卡夫卡的遗嘱并没有确切的法律上的意义。事实上这只是两封私人通信,甚至不是真正的通信,因为它们从没有寄出。布罗德后来说明了他违背朋友遗愿的道理。他说卡夫卡懂得他崇拜卡夫卡所写的每一个字。卡夫卡很明白在这个问题上布罗德不会服从他。所以卡夫卡本可以去选择另一个遗嘱执行人,如果他自己的打算是严肃的无条件的最后决定的话。当然,他本来也可以自己去烧毁这些遗稿。但是,实际上他奄奄一息时,他住在疗养院,已经没有能力去焚毁他的稿件了。总之,作为遗嘱执行人,布罗德没有义务把卡夫卡的意愿告诉我们,按照他的说法,这个意愿不再有效并已经过时。布罗德创作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作品,这就是“卡夫卡之谜”。 卡夫卡在遗嘱中要求布罗德将他所有的遗稿读也不必读地统统予以焚毁,而这份遗嘱自然也包含在这些遗稿之中,布罗德显然必须先读到这份遗嘱,才有可能执行遗嘱。而他一旦阅读了这份遗嘱,他就已经违背了卡夫卡“读也不必读就焚毁”的遗嘱。这就是典型的卡夫卡式的悖谬。布罗德果然违背了卡夫卡的遗嘱,他阅读、编辑并出版了卡夫卡的所有作品,并且,布罗德在卡夫卡死后最先发表的就是卡夫卡的这两份遗嘱,刊于1924年7月的《世界舞台》杂志。对此,本雅明一语双关地说,布罗德是“忠心地违背了卡夫卡”。 1937年,当布罗德的《卡夫卡传》出版后,本雅明给朋友写信说,“这本书的最大毛病就在于作者的论点与立场之间的根本性矛盾”。布罗德认为,卡夫卡在迈向神圣的路途中。本雅明批评布罗德道:“他的立场是百分之百的说好话,缺乏距离是其最显着的特征。”布罗德试图将卡夫卡打扮成圣人,而他自己似乎和这位“圣人”亲密无间,从而完全忽视了卡夫卡身上的内在矛盾性。这一点在卡夫卡的遗嘱问题上表露无遗。“遗嘱问题恐怕最能展现卡夫卡生存的关键问题了……卡夫卡将遗作所托付给的人,一定是他认为不会履行他的遗愿的。这对立遗嘱者和传记作者都不会有坏处。不过,它要求传记作者把握住贯穿卡夫卡一生的矛盾冲突。”总之,“布罗德的作品却让人难以信服。他既将卡夫卡奉若神明,又以亲昵的口吻谈论卡夫卡,这两种做法都很出格。”最后,“布罗德的《卡夫卡》成为经典性文学家传记的可能性不大”,在本雅明看来,甚至连友谊的证明也说不上。 米兰·昆德拉认为,卡夫卡希望焚毁的文稿涉及两类:一种是属于个人隐私的文稿,如书信、日记;另一类是他认为没有能够写好的短篇和长篇小说。对于后者的焚毁卡夫卡似乎有所犹豫和保留。对于前者卡夫卡则意愿坚决。促使卡夫卡想毁掉他的通信日记的原因“是耻辱,完全基本的耻辱,不是作家的耻辱那一种,而是一个普通人的,耻于把自己的隐私的东西掉在别人的眼皮下,家人眼皮下,陌生人眼皮下,耻于被转换为物体,而这耻辱有可能‘在他身后依然存在下来’”。譬如,卡夫卡写给父亲的那封长达四万五千字的信,但这封信最终没有送达父亲的手中。这封纯属个人隐私的信件,因为布罗德现已公之于世。“什么人都可以在后来读到它,除去它的收信人。布罗德的不审慎在我看来无可原谅。他背叛了他的朋友。他违背他的朋友的意愿而行事,违背他的朋友意愿的方向与精神,违背他所了解的他的害羞的本质。”布罗德认为,这封信可以看作是最奇异的书之一,“尽管语言风格简洁易懂,但它却是有关生活冲突的最难懂的文献之一”。看来,布罗德更愿意将卡夫卡看作是一个伟大的作家,而不是一个普通朋友。 1924年3月,卡夫卡创作了他最后一篇小说《约瑟芬,女歌手或耗子的民族》,距他1924年6月3日去世仅隔三个月。小说里卡夫卡塑造了一个女歌手约瑟芬的形象。约瑟芬就是在被人遗忘中变得不朽,她的荣耀就存在于这种遗忘,她的神化就存在于她从世界和公众记忆中完全消失,这便是小说结尾的情形。“而约瑟芬呢,她已摆脱了尘世的烦恼,在她看来,凡是出类拔萃的人都得经受这种尘世的烦恼,她将愉快地消失在我们民族数不清的英雄的行列里;由于我们并不推动历史,因此她不久就将像她所有的兄弟一样,升华解脱,并被遗忘。”杰姆逊在《卡夫卡的辩证法》一文中写道:“据此,我们可以揣测为什么卡夫卡让人烧掉他所有的作品和手稿,因为他想通过遗忘,把自己即将到来的死亡转变成为一种奇特的幸福结局。就如同萨德侯爵在他的遗嘱中所说:‘我的坟墓将在地下消失无踪,正如我所言,我的声名不会在人类精神上留下一丝痕迹……’”通过遗忘,准确地说,通过“被遗忘”而变得幸福,以至不朽,这或许就是卡夫卡遗嘱里隐含的秘密。 1926年,马克斯·布罗德出版了长篇小说《爱情的欢喜王国》。在小说中,布罗德以卡夫卡为原型塑造了一位圣者的形象——加尔达。米兰·昆德拉说:“没有布罗德,我们今天甚至不会知道卡夫卡的名字。”但是,有了布罗德,尤其是他将卡夫卡的作品置于一种宗教哲学模式之下时——尽管这样做不无理由——正如本雅明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这种做法以其特有的方式避开了——我甚至想说是草草了结了——卡夫卡的世界。”所以,我们在“阐释卡夫卡时应当杜绝”这种做法。由此看来,“布罗德创造卡夫卡的形象和他的作品的形象,同时也创造了卡夫卡学……卡夫卡学生产和维持着它的卡夫卡形象,以至于公众在卡夫卡名下所认识的那个作家不再是卡夫卡而是卡夫卡学化的卡夫卡。”设若没有布罗德,也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卡夫卡;然而,有了布罗德,我们今天的卡夫卡或许就永远不再是那个真实的卡夫卡。图片 2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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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一个恶的时代。现在没有一样东西是名符其实的,比如现在,人的根早已从土地里拔了出去,人们却在谈论故乡。

《有意拖延的告别——卡夫卡的文学人生》于荣健著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寻找卡夫卡》书封面的一句话点出了全书的主旨:“卡夫卡与世界存在着分歧,而这个世界也对卡夫卡存在着误解。”毫无疑问,人们对卡夫卡是有刻板印象的,许多喜爱文学、稍微阅读过卡夫卡作品的人对卡夫卡的印象有三:其一,卡夫卡生于捷克布拉格,用德语写作,他的作品不多,在作家创作最成熟、最好的年纪41岁英年早逝;其二,在他最著名的小说里,主人公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与父亲不合,工作不顺,与女人纠缠不清,书中随后幽默地写道,“要是再看他写作的内容和方式,你就会发现,他的麻烦远不止这三个”。

插图:Misha Vyrtsev

       ——(奥地利)弗兰兹 .卡夫卡

大概十八岁时,我在莱内(Rheine)的高中第一次读到了卡夫卡的作品。莱内是当时西德西部的一个小城市,它有两千三百多年的历史。那所学校也比较古老,大概是在三百五十年前建立的。我们的老师非常严格、非常保守。不过,他们还是经常给我们介绍最新的、最进步的文人与思想。有一天,我们的德文老师要求我们跟他一起朗读和分析卡夫卡写的一个短篇小说。这个作品的题目非常奇怪,它叫《骑桶者》, 写法也古怪,今天说它是 kafakaesque,这是英国评论家1938年编辑的新的形容词。总之,我们不懂。人怎么能骑桶呢?疑问很多,我们糊里糊涂的。

作为出生在十九世纪末期的波西米亚的犹太人,卡夫卡幼年时布拉格正处于文化和语言的十字路口,从政治上看,捷克当时属于奥匈帝国,德国是官方语言,但他家乡人民大多是希望独立的;从文化上看,犹太民族的传统文化正在被飞速的现代化进程和民族融合等原因,卡夫卡小说中有许多难解的形象和隐喻,书中解释,正是因为这样的历史背景,卡夫卡的小说中有激烈的情感和戏剧性,而“作家本人似乎也并不打算让我们完全读懂”。

德国和以色列档案馆为卡夫卡的手稿花落谁家的问题走上了法庭,但这已经不仅是法律的拉扯,更牵扯到国籍、宗教归属、文学,甚至是犹太人大屠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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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诗人于荣健《有意拖延的告别》这部读书笔记里,一共有八篇文章分析卡夫卡的作品,其中就选了这篇小说。这让我非常感动,因为他带我回到了往日的时光。这样的岁月已经逝去五十多年了,中国人说,往事如烟,不但是他在思考自己初读这部作品的时光,也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纪念我的学生时代。因此,他和我的记忆,如同卡夫卡感召下的一对好兄弟。我们都知道,怀念不只是情感方式的打开,更是所有写作的开始。

卡夫卡对布拉格的感情是复杂的,许多故事的发生地并没有写明是哪座城市,但分明又像是布拉格。他笔下的布拉格是座忧郁而压抑的城市,或者说,并不是布拉格,而是城市和社会生活本身让他感到压抑。卡夫卡曾写道:“这里原是我的中学,它后面那栋楼是大学,再往左走一些就是我的办公室。我的整个人生都局限在了这个角落里。”卡夫卡就是在这样的情绪中开始了写作。

弗朗茨卡夫卡有一位粉丝曾经将他的小说装订成册,整理成整整三大卷送给卡夫卡,但卡夫卡却暴跳如雷:这些乱涂乱画不过是把自己脑海中的恐惧倾泻到纸上而已。他回复说:它们根本不应该印出来,还不如统统烧掉。不过与此同时,卡夫卡还相信他在生活中除了写作之外再没有别的目标了:我这个人就是由文学做成的,其他的什么都不是。很显然,卡夫卡在小说中展现的矛盾心态不过是彰显了他对自己内心强烈的不确定性。那么他有权把自己可怕的想象强加给这个世界吗?如果你帮不上忙,就应该保持沉默,卡夫卡若有所思,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让自己的无助感侵蚀到别人,害病人的病情恶化。

卡夫卡(1883~1924)奥地利作家

学生时代第一次读到卡夫卡,虽然什么都不清楚,但我们觉得作者的语言令我们神往。因此,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和我的祖母在故乡策勒( Celle)度假时,就把卡夫卡的全集都看完了。这大概是1964年。我看得懂吗?看不太懂。事实上,至今在德语世界,能看懂卡夫卡的,仍属少数人,而且大部分还是知识分子。那么,为什么还要阅读呢?是因为卡夫卡的语言。文学首先是语言,语言有它的标尺,可能除了语言之外什么都不重要,又或者,至少其他的不那么重要了。当时我已经开始写作了,写诗、写小说、写评论,从那时候起,好的语言就是我的写作目标。也许,还是我唯一的目标。

他的作品一部分得以出版,并震惊世人,还有手稿被烧毁。代表作《判决》是他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花了八个小时通宵一口气写成的,他写得腿也僵了,背也疼了,心脏也隐隐作痛,但内心却处在极度的欢乐之中,他确定了文学就是他一生的挚爱。然而作为一个富有的商人之家的独生子,继承家业并不是他的理想,却是他不可逃避的责任。这便造成了他与父亲之间的无法理解。

讽刺的是,正是这种无力感让卡夫卡的作品在二十世纪文坛占据了一个亮眼的位置。《变形记》中,格里高尔萨姆沙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审判》中,约瑟夫K则一睡醒就被捕,来到一个不大正规的法庭,被扣上不明不白的罪名。这两个主角已经成了现代人物的典型。威斯坦休奥登认为,在荒诞、异化的二十世纪,卡夫卡的地位就如同但丁和莎士比亚在文艺复兴时期一样重要,因为他们都抓住了自己时代的精髓。

我特别喜欢卡夫卡的这段话,他生活的时代跟我们现在所生存的时代可以说是大同小异,现代工业文明蓬勃发展,人类社会发生着翻天覆地的新变化,物质文明战胜了精神文明逐渐蚕食人性,人们渐渐沦为金钱的奴仆。我们的眼睛看到的没有多少是真实的,虚情假意无处不在,我们回不去家乡,却也离不开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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