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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具有某种内在的危险澳门新葡新京网上导航:,费里没有否认个体自由的意义

毫无疑问,在现代人看来,孩子已经成为父母生命意义的延续,父母对孩子的爱超越了父母对自身利益的狭隘关注。某种程度上,这种爱具有永恒的超越性的意义,而这种超越性与超越于人的至高力量无关,与神圣无关,仍属于自由的个体在世俗社会对生命意义的更高追求。

  

全书采用对话体的形式,克劳德·卡普里埃是作者的挚友,他时而温厚又时而锐利的追问和评论使得讨论更加全面充实,而这本书也是两位哲学家兼具理性与激情的友爱的果实。书中也存在些许可以指摘之处,例如尽管作者不断地在强调开放的心态,却不免自然地洋溢出对欧洲文明的极度自信与自豪,从而略显古板。不过,作为读者,我们知道,正如书中所言,这是爱——一种激情——的表达。

   那么,即便自由主义不是相对主义的起源,但是否助长了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的蔓延呢?再来看看施特劳斯考察的“现代性三次浪潮”。如果我们追问:为什么每一次对现代性的批判都导致了下一次更加激进的现代性浪潮?但它们究竟与自由主义是什么关系?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第一波)算不上自由主义,卢梭(第二波)至多是半个,马克思和尼采(第三波)离自由主义更远。这个历史可以有另一种阐释的思路:对现代性的批判,如果在反自由主义的方向上展开,会走向不断激进的现代性。自由主义本来可以被阐释为抑制激进现代性(虚无主义)的思想力量,但施特劳斯没有这样做。那么,即便我们承认德国纳粹是虚无主义的后果,我们仍然需要分辨,这是自由主义的结果还是反自由主义的结果?施特劳斯多少有些闪烁其词,他有时将自由主义区别于虚无主义,有时又将它们混为一谈,但坚持认为自由主义无法防范虚无主义。那么,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可以声称纳粹主义的兴起是自由主义的罪责或恶果(这种近来在中国颇为时髦的“深刻”论断)?也许,我们不应当简化施特劳斯,因为在他心目中,似乎存在一种(他较为认同的)好的自由主义,还有一种败坏的被滥用的自由主义。[1]但问题是:被滥用的自由主义真实体现了自由主义的精神吗?正如败坏的基督教可以代表基督教的真义吗?

平等同样也是如此,我们都知道罗伯斯庇尔奉卢梭为他的精神教父。平等的价值和自由的价值,始终充满了非常大的张力,按照阿伦特的解释,法国大革命之所以会失败,甚至造成一个大恐怖的时期,是因为自由的价值逐渐被平等的价值所取代。罗伯斯庇尔曾经这样概叹:“我们将会逝去,不留下一抹烟痕,因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我们错过了以自由立国的时刻。”阿伦特评价说,在错过了这个“历史性时刻”之后,“革命掉转了方向,它不再以自由为目的,革命的目标变成了人民的幸福。”直到今天,对平等这个价值的追求,依然搅扰中国和西方。今年是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如果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视为中国的启蒙运动,我始终认为,影响中国近百年历史最深的启蒙价值,不是理性,不是自由,不是民主,不是科学,而是平等。正是平等这个价值最深刻地塑造了我们今天的政治现实,也最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近百年的精神结构。也恰恰是因为我们对平等的价值的理解不够到位,没有很好地摆平平等与自由、权利、公正等价值的关系,没有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安排恰当地实现平等价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相对主义的幽灵

   这个启蒙除了自由,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一切可以称作自由的东西,最无害的就是这个东西,即在一切事情上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12]

吕克·费里在本书中最为有力的论据就是历史事实,哪怕在19世纪初,为了爱情而结婚仍旧不是社会中较高阶层中的主流意见。尽管,在当下的公共声音之中,也有很大一部分在呼喊婚姻跟爱情没有任何关系,爱情被贬低为荷尔蒙的短期产物,而婚姻作为神圣的经济共同体乃是为了较好地养育基因上更为优良的后代。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与历史上不同的是,这种养殖式婚姻观遭到了空前的驳斥和鄙夷。这也是吕克·费里不断在书中强调的,尽管我们总是抱怨当下的时代,但无疑这是有史以来最为文明的时期,没有任何时代能够像今天这样尊重他人、关爱他人。这种文明的成果不是平白无故地自发生成的,它已经经历了数代人的努力与抗争。

   在这种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中,没有“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相对主义,更没有“一切无所谓对错”的虚无主义。现代社会生活实践中对个人权利的滥用是事实,但在我看来,这种滥用更多地是来自对自由主义个人权利观的误解,或者更确切地说,对某种特定版本的自由主义的特定理解无力有效地防止这种不幸的滥用,但由此推论自由主义就是现代性危机的根源,那是漫画式的批判。这类漫画式的批判实际上可以针对任何一种思想传统,因为任何一种思想都可能被误解和滥用。比如,指控柏拉图主义是精英主义甚至极权主义,指控基督教是愚昧盲从的独断论,是“人民的鸦片”,是帝国主义的帮凶,指控任何一种社会主义的构想都是乌托邦的迷梦,必将造成巨大的灾难……需要证据吗?选择性的证据总是斩钉截铁而且用之不竭。拿基督教来说,大肆兜售“赎罪券”是真的吧?十字军东征是真的吧?神职人员不断发生的性丑闻是真的吧?……但由此断言基督教本质上就是堕落的、残暴的和伪善的,会是一种严肃的批评吗?会令真正的基督徒信服吗?真正的基督教徒不会回避宗教在历史上造成的问题,但也不会因此承认,这些问题就暴露了基督教的本质,或者其无可救药的内在矛盾。如果将批判置于这样的慎思之下,我们或许会有好的理由指出,施特劳斯对现代自由主义的批判,虽然有其深刻的洞见,但却是简单化的,有所曲解的。这绝不意味着,因为所有思想学说或教义都有其弊端,自由主义的缺陷就是可以接受的,就有了豁免批评的理由,完全不是。不如说,反对漫画式批判的出发点,是要求对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做出中肯而恰当的认识。因为只有在恰当理解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改造和克服其存在的弊端,正如任何有效的治疗首先要求的是正确的诊断。

   刘北成:“启蒙”这个词有非常多的意义,有教育学意义上的启蒙,也有宗教意义上的启蒙。从世界史角度来讲,启蒙也有比较复杂的意义。在教科书里,“启蒙运动”被用来特指一个历史事件,一般公认为18世纪那场历史文化事件。很多人认为中国也有过启蒙运动,甚至有过几次启蒙,这是把18世纪西方的启蒙运动投射到了其他国家的历史中。我里讲的是把“启蒙”作为一种历史事实、历史事件的意义。启蒙是什么还有一个意义,是指启蒙意味着什么。在这个意义上,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解释。我们今天所谈论的这本书,彼得·盖伊的《启蒙时代》,就是对“启蒙”这个历史事实,也就是说启蒙是什么,以及启蒙意味着什么所做的一个阐释。

费里深知现代人道主义(他避免使用“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谱系的两端分别连着虚无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困境,但与后现代主义者和神学家不同,他既不愿意诉诸解构的方法,让现代社会成为虚无主义所主宰的世界,也不愿意退回到宗教信仰,让历史上曾引发过无数暴力流血事件的绝对信念在现代社会引起新的压抑和冲突。

   二、启蒙的普遍意义

让我们考虑一下中国的情况以作对照,其实中国的爱情婚姻进程与西方有同步也有不同处。同步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仅由于阶层流动,也由于表达自由、平等思想的文学作品的大量刊行,中国人也普遍认可爱情婚姻。然而在古代,一般说来,婚姻需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也有其他的可能。《周礼·地官·媒氏》有言:“仲春之月,令会男女,奔着不禁,谓不必六礼备,非淫奔也。”古代中国礼法严格复杂,但约束的对象总是有限,只顾得上基本生活所需的人家怎么能去苛求他完备六礼呢?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阶层差异的体现。然而,对于礼法所严格约束的阶层来说,他们也不会像西方上流阶层人士那样耿直地表达婚姻不需要爱情,一个古典士大夫心中对于婚姻的最高理想难道不是他自幼诵读的《诗经》开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吗?我们或许可以说,古代中国对理想婚姻的期许是缺不了爱情的,这与西方的功利化的爱情观相比更具有理想化的特点,这种理想在现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实现的机会。

   在逻辑上,绝对主义之争(极端地体现为宗教战争)并不注定导致相对主义的困境,也完全可能通过另一种方式来克服——那就是造就一个统合的绝对主义,无论是用血战到底的暴力,还是用循循善诱的教化,或者两者兼具。实际上,各大宗教都有这种成为超级宗教的倾向(当今中国某些的新儒家,也仍然怀有这样的信心,期望将所有教派吸纳统合在儒家之下)。但这些努力在历史上全部失败了(虽然历史实践的失败未必是思想的失败,这是另一个话题)。基于宗教冲突的惨痛教训,现代启蒙思想家(自由主义或准自由主义)拒绝以任何宗教教义作为普遍真理,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对真理与价值标准的追求,或者(如施特劳斯所说的)“放低了标准”。实际上,启蒙运动的主流思想是一种重建普世主义原则的努力,不是以放弃价值标准来应对价值纷争,而是以理性的人本主义重建价值标准。康德的实践理性是如此,黑格尔的意识哲学和历史哲学也是如此。[2]而19世纪英国的自由主义是一种鲜明的伦理思想。

   这本著作的优点很明显,一看就会被它吸引,它展现了这样一个大学者博闻广记的一面,他既有对细节非常好的把握,同时还能够有一种非常概括的、宏观的解释能力。我倒觉得这是很多德国史学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两手都很硬,兼具大的解释框架、大的见解和非常精细的对细枝末节的把握。我印象当中彼得·盖伊对这本书也是非常自负的,他这本书英文版还有一个副标题:An Interpretation,后来过了很多年,他和别人辩论,大概是要辩论我们对过去能不能获得一种客观的历史解释,他说我后悔了,他说我那本书不应该叫An Interpretation,应该叫The Interpretation。这本书对启蒙运动提出了诸多解释,包括了很多细节,我们回过头来看,当然会觉得有些部分已经过时了,可是这恰恰就是历史研究的好处,一种解释框架、一种研究,有些部分已经过时了,有些部分甚至已经被证伪了,可是它照样有着经典的价值,比如说布克哈特对文艺复兴的研究,即便他基本的框架有很多被认定是过时了,他还能展现出自身的魅力来,彼得·盖伊的这本书也是这样。启蒙运动当然极其的复杂,一场思想文化方面的大变动,包括了很多不同的个性、不同的倾向、不同的思想流派,不同的时代、不同地区所呈现出的不同面相。盖伊此书在呈现多样性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当然在最近几十年,对启蒙运动多样性的研究更为深入。一方面,像我刚才所说的,启蒙运动有那么多互不相同、相互对立的思潮、人物,但是另外一方面,几乎所有人又都认定它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比如,卢梭和伏尔泰,这两个人一度非常的亲密,在思想上和人际交往上都走得很近,但是最后在思想立场和个人关系上又都反目为仇。一走进巴黎的先贤祠,两个人的灵柩被放置在正对面。我想这肯定是违背了他们的意愿的。对整个启蒙运动也可以这么看,一方面不同的个体之间、思想倾向之间有着复杂的纠结,最后却又被人们归属到一起,呈现出内在的统一性。

费里认为,博爱和同情是爱的原则派生到了公共领域,是现代社会的“爱的政治”。父母一旦关爱后代,意味着父母将不得不关心后代所生存的环境,比如,生态环保、医疗教育、财富分配、经济机会、权利保护等等,这就将他们对自身的关切延伸到了对社会和他者的关切。

  

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从政多年经验对这位哲学家的影响,他深切地认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学都至关重要,而在这个问题上他反而不强调通常流行的自由教育或者兴趣教育。吕克·费里认为法国的家长已经过于纵容孩子的兴趣和偏好,从而无法给予孩子足够的学前教育,使得孩子在学校教学之中困难重重。他一直在振臂疾呼我们不能溺爱孩子,家长要在原则性问题上给他们正确的引导,老师在语法和句法的教学上不可以有分毫纵容,而这种看似严格的教导才是真正对后代负责。也正是因为爱情婚姻所带来的对孩子的重视才引发了“第二次人道主义”——爱的人道主义。

   我所谓的“漫画”并不完全取其贬义。漫画可以是尖锐深刻的,但同时又是片面失真的。在我看来,施特劳斯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正是这样一幅尖刻的漫画。

   对这样一本书究竟应该怎么看?从历史专业的角度,我们常说,历史就是现代人和过去不断的对话。历史是什么样的,历史意味着什么,其实同想要和它对话的那个现代人、他自己的关切,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我在译者前言里面讲到,启蒙运动是什么?启蒙运动意味着什么?实际上,在不同的时代答案是不一样的,而起码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止,至少有三个主题和当下的关怀有关系。

面对现代性困境,费里没有否认个体自由的意义,也没有跳出现代性本身的框架,而是试图在框架内找到能够驾驭“危险的自由”的原则。在《论爱》这本新书中,费里提出了一个新的生活意义原则,也是他所谓的第二次人道主义革命的核心原则——爱。

   在康德看来,启蒙意味着人类摆脱自己所造成的不成熟状态;所谓不成熟,是指的不会使用自己的理性,而这并不是由于人们缺乏理性,而是由于人们缺乏使用自己的理性的勇气和决心,而最根本的是由于缺乏自由。因此,启蒙的特征是理性,启蒙的前提是自由。

最后,吕克·费里讨论了我们如何看待死,尤其是心爱之人的死。个体生命的终结固然可怖,可相比之下,如果失去了心爱的人,那么余生的每一个瞬间似乎都渍满了泪水。吕克·费里给出的建议是,“只要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值得爱的人,只要爱、真正的或只是可能真正的爱还在现今生活中继续存在,那么生活就仍然值得经历”。反过来考虑,在我们与所爱的人分享生活的时候,我们会更加希望能够让所爱之人幸福,尽力避免和调节冲突,我们会意识到不仅仅只有情欲才是激情,温存与友爱也是激情。在公共生活中,我们会对他人有博爱与同情,拒绝暴力与压迫,为了我们所爱的人——尤其是新生代——留下充满善意的世界。

   绝对主义之争是现代性困境的根本缘由,而所有的宗教和思想学说都要面对这种诸神之争的局面。自由主义正是在宗教冲突的惨痛后果之中兴起,对此思想史家有基本的共识。那么自由主义究竟有什么错?批评者的意思大概是说,虽然自由主义最初是作为一个“调停者”脱颖而出,主要是为了缓解各种宗教之间的冲突,这是其重要的贡献,但这种调停方式本身变成了问题。因为自由主义主张保持中立、让各方搁置争议,而自己不做任何判断,这就导致了一种“你好我好大家好,一切交给个人去选择”的局面,于是助长了(至少无力抑制)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的蔓延。但这是一个中肯的批评吗?至少有相当一部分自由主义者不会接受这个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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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世俗的爱情和婚姻更加脆弱,但人们并没有完全失去对婚姻的掌控,人们不需要回到天主教和基督教对婚姻的教义约束,通过将婚姻神圣化来对抗离婚的世俗诱惑,人们可以将对爱情和婚姻的理解从感性的情欲上升为理性的关爱和家庭的责任,斩断情欲与婚姻生活的狭隘关联。情欲只是婚姻的基础,但不是婚姻生活的全部倚靠,包容、关爱和责任仍是费里所谓的爱的原则的应有之义,是自由个体在自由婚姻中应有的自我修炼,只不过这种修炼并不来自于外在的要求和强迫,而来自于个人对于婚姻生活本质的内在反思。

   (一)启蒙与理性

粗粗一算,21世纪已经过去了快五分之一,但又让人觉得好像刚刚开始。无论在观念上还是行为中,变化来得繁多而迅速,以至于除了当下这一刻,种种过往好像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怎么回想都是雾里看花,让人不免有“架漏过时”“牵补度日”之叹。然而,这些变化是确实的。我们离20世纪已经很远了,离19世纪则更为遥远。

   以上概括了对自由主义的主要批判,大多为人所熟知,实际上也非常流行,以至于变成了一种老生常谈。但这些批评之所以会成为老生常谈,或许恰恰是因为它们蕴含了部分真理。在我看来,这种批判论述是对自由主义历史与学说的一种漫画性描述。所谓“漫画”是说,其中有几分事实、几分相似,也有几分歪曲,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图景。列奥·施特劳斯(LeoStrauss)或许是这类漫画作品中最有影响的一位大师。通过检讨他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有助于澄清自由主义的批评者们在什么意义上提出了或许有益和必要的警告,又在什么意义上造成了对自由主义某种凝固化的误解和偏见。

   有的人比较强调启蒙和极权主义直接的联系,最有名的就是塔尔蒙,他在《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里认为启蒙是极权主义的思想根源,这样的看法在西方知识界相当普遍。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也讲到卢梭就是拿破仑甚至是希特勒的思想先驱。有人问,西方人在三四十年代的时候,不是也坚持所谓自由、平等这些价值吗?这些价值不是和启蒙运动相联系吗?这里面的情况比较复杂。我们都知道,美国的知识界甚至一般民众,他们对欧洲的思想一直持一种很怀疑的态度,他们把欧洲看作旧世界,认为自由、民主精神并不是源自启蒙,或者说并非主要来自启蒙。他们认为这些来自《圣经》,或者说英国的其他传统。彼得·盖伊是生活在美国的,所以他是挑战了这样一种怀疑甚至否定启蒙运动的大环境。

当费里说,他不会向前总理扔石块,而是会质问他,那其他人呢?他就已经很清楚地表达了爱的原则何以能够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嫁接起来:爱决不仅仅是宽容,甚至是顺从,为自己和他人伸张公平正义也是爱的原则的应有之义。这就好比,爱孩子决不意味着宠爱和溺爱孩子,而是应该像费里在书中所强调的那样,父母要对孩子的行为施加必要的戒律,老师要向孩子传授正确的知识。

  

吕克·费里对于爱情婚姻的歌颂显而易见,爱情婚姻的两个历史性后果则是:对孩子的强烈的爱,和离婚的创造与普及。我们先说后一点,情欲毕竟是爱情的重要因素,而经验告诉我们,情欲又太容易逝去。那么,基于爱情的婚姻就如同建筑在沙滩之上的宫殿,虽然美丽却过于脆弱。但这意味着我们要回到基于功利的理性婚姻吗?吕克·费里立刻明确给予了否定,理性婚姻不导致离婚,但不妨碍男人朝三暮四,女人东食西宿——离婚毕竟给了人们结束这种虚伪结合的可能。理性婚姻靠算计维持,爱情婚姻需要的不止是情感,维持起来更为艰难。

   “无根的”自由主义及其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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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辨文明价值的高低,意味着费里明确肯定了现代社会的先进性及其崇尚的人道主义价值观,他试图用这样的价值观将现代社会从后现代的解构和历史的怀旧中拯救出来。同样基于这种价值观,尽管费里认为不同文明的价值有高有低,但他决不同意为了同化低级文明而对其诉诸武力。费里的爱的原则始终以个体的生命和权利为根基,因此,他所崇尚的第二次人道主义革命并没有脱离对个体命运的关注,他反对为了某种极端意识形态、为了某个群体或个人的私利而牺牲他人的生命和权利。因此,无论是对虚无主义还是极权主义,费里都极为警惕。

  

吕克·费里以清晰的架构为21世纪的世界提供了一种充满善意与希望的哲学——爱的哲学。感谢杜小真老师精确优美的译文,以及诸多细心的注解,这对于我们理解书中的讨论有极大帮助。这本书不仅对当下国内学术界关于爱与人道主义的讨论提供了新的角度,也必将促使一般读者更加全面而深入地思考相关问题。

   让我们来面对施特劳斯的著名诊断: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在于价值上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并断定这发端于现代启蒙思想,并由于自由主义思潮的盛行而日益严峻。我认为这是一个“倒果为因”的误判。简单地说,早在自由主义成形之前,西方历史上早就有怀疑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思想潜流,而促成这种潜流成为现代思想主流的根本动力并不是自由主义,而是各种价值绝对主义的纷争。让我们设想一下:假设自由主义从未在历史的舞台上登场,从未有过启蒙思想家的“蛊惑和败坏”,人们是否就会拥有确定的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是否就能获得关于“何为美好生活”的确切指南?不能。因为各种宗教,以及每一种宗教的多种流派,都在宣告自身的绝对正确,但它们彼此冲突,甚至势不两立。于是,早在自由主义兴起之前,人们就已经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正确答案”,人们早就陷入了“诸神之争”的困境之中。在各种相持不下的绝对真理的争斗中,人们应该信奉哪一种真理?大概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自以为真理在握,与所有异端为敌;要么陷入不知所措的怀疑和迷失。施特劳斯研究过斯宾诺莎和霍布斯,将他们视为现代思想的发端人物。但他们的基本问题无疑是源自绝对主义的争端。在这个意义上,相对主义恰恰受孕于各种绝对主义的“交配”(在这里“遭遇与争斗”就是“交配”),就是绝对主义自己的产儿。因此,将自由主义看作相对主义的根源是一种“倒果为因”的历史批判。这或许不是施特劳斯本人的观点,却是一种据称是依据施特劳斯思想的观点,而且流布甚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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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权主义对启蒙与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本质上是对启蒙承诺——“人的解放”的背叛。这与后现代主义“反思启蒙”的方向正好相反。这里,李泽厚对“救亡压倒启蒙”的描述,同样适用:“任何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自由、个人的独立尊严等等,相形之下,都变得不切实际。个体的我在这里是渺小的,它消失了。”[8]个体的消失,即意味着人的消失;剩下的只是作为空洞口号的“人民”、“国家”。所以,极权主义还有以下两个明显的特征:

在艺术当中,吕克·费里对于“为创新而创新、为决裂而决裂”的态度有最为尖锐的批评。永恒创新和与传统决裂,就是现代艺术在资本主义的驱动下市场化、商品化的策略,结果产出的是太多在吕克·费里看来根本就毫无美感的作品,尽管它们价值连城。如果说,艺术和哲学都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试图触及并且表达世界的真,那么哲学用的是观念性论证,艺术则以感性方式直接唤醒观众的感官,将世界的真实立刻呈现出来。

   对现代性的批判论述几乎都是针对自由主义展开的。的确,自由主义是现代性的主导思想潮流,现代性的困境很自然地会被视为自由主义的困境。许多在政治上支持或同情自由主义原则的学者,也对它在道德和精神领域中的影响怀有忧虑或持有批评。许多批判性论述相当尖锐和深刻,彼此之间也不尽相同,但大多数批判都会针对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观念,可称之为“权利本位的个人主义”(rights-basedindividualism)。概括地说,权利本位的个人主义对人或人性的理解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它自负地抛弃了各种悠久文明传统对人性的丰厚理解,而将人简化为个人权利的承担者,这是对人性的扭曲。更严重的是,这种个人主义哲学一旦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思想,就会对政治、道德和精神生活造成十分有害的甚至是颠覆性的后果。因为这种哲学将自由的概念界定为个人的选择自由,一切都交给个人自己去选择,但却完全缺乏或无法提出选择的标准——正确选择所需要的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于是,个人被赋予近乎神圣的自由选择权,但却完全不知道应当选择什么,从而陷入了无从选择或任意选择的局面,导致了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的大行其道,最终使个人自由沦为无节制的“欲望解放”。

   彭 刚:历史永远是现在和过去之间一场永无休止的对话。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过去几百年了,但这两者还一直都是争讼不已的话题,远远谈不上盖棺论定。对启蒙的态度的不断变化、关于启蒙运动的研究史,在我看来,其本身也构成了20世纪思想史中非常有趣、非常重要的一幕。在自然科学领域,一种研究一旦被发现有严重的缺陷,就完全过时了。比如说托勒密体系被哥白尼体系取代之后,恐怕只有专门的科学史研究者才会去重看有关托勒密体系的著作。历史著作却不是这样,思想史、哲学史著作也不是这样。有很多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著作,本身成了经典,即便它们使用的材料被扩展,它们有的论点甚至是被决定性地证伪了,它们却依然保持着活力和价值。彼得·盖伊这本书就是这样。北成老师在这本书的译序和刚才的发言里面,也简略地谈到了20世纪有关启蒙运动研究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著作,我想彼得·盖伊的这本是其中当之无愧的、研究启蒙运动的经典著作。

爱的原则一旦从私人领域延伸到公共领域,意味着我们应该像爱自己和自己的孩子那样爱他人,而非仅仅停留于自爱,甚至为了一己之私或一己之念牺牲他人。费里的爱的原则之所以反复强调父母关爱后代的重要意义,是因为这种关爱,正是超越一己之私的起点,进而将关爱投射到更为广泛的他者,或者说,投射到公共领域,而这种投射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有同情心。同情心能够既让人对异质的他者保持宽容,也让人意识到,为他者争取权益就是在为自己争取权益。

  

提到友爱与圣爱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对于孩子的花样辈出的极致的爱,这也是爱情婚姻的另一项重要成果。吕克·费里对此也有相关的历史资料支持,在中世纪孩子的死亡所带来的影响还不如家里的猪或者牛的死亡所造成的问题更大,直至19世纪也有30%的孩子惨遭抛弃,这是当时导致婴儿死亡的最主要原因。相应地,如果我们了解古代中国,情况也是如此。根据张荫麟先生的研究,在我们印象中富足文明的宋朝南方其实盛行杀婴,两浙、荆湖、福建、两广,莫不如是。更令人震惊的是,这种习气不仅流行于贫乏下户,就连士大夫家族也有杀婴的现象。虽然朝廷有种种救济之法,却也不能扭转盛行的风气。但对于现在的家庭来说,实在是耸人听闻。吕克·费里认为对于孩子的爱,甚至溺爱,是爱情婚姻普及之后才有的现象,而这种对新生代的爱也足以扩充到整个政治生活。

        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首先因为自由主义本身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思想传统,有近代早期、现代和当代发展的差异,也有不同的地区形态之间的差异,还有侧重面向(伦理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之间的差异。这使得自由主义既容易受到攻击又容易得到辩护。其次,无论批判还是辩护都会介入不同历史文化观之间的争议(如何认识古今之变),以及不同哲学观(基础主义与反基础主义)之间的冲突。在有限的篇幅内,我尝试回应与此相关的三个问题:首先,对自由主义的流行指控是否基于恰当的理解?是否切中了要害?其次,自由主义是否放弃了价值标准和人生理想?它倡导什么样的道德与伦理生活?最后,自由主义是否需要立足于更为深厚的文明传统?对于“根基”问题探寻究竟意味着什么?

进入 周濂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启蒙运动   极权主义  

爱他人即是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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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克·费里总结到,旧制度之下婚姻取决于家族系、生物学和经济学三方面的要素。人在结婚这个问题上,并没什么自主选择的可能,父母、家族甚至村落都可以决定个体嫁娶。这些对个人具有支配权力的他者要维护的是共同习俗规定的秩序,他们相信只有在这种既定而封闭的秩序里,每一个人才能够体现神圣的社会理性。工业革命的到来和城市的兴起使得个体有了新的可能,游工游女为寻找带薪工作而涌入城市,他们获得的不仅是自由生活所必需的薪水,更是逃离乡村社群统治的机会,这两点是自由地结识爱人并且组成家庭的根本所在:爱情婚姻的诞生首先就在工人阶级之中。资产阶级与贵族被金钱和地位所累,直到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阶层流动变得广泛,社会上才普遍接受爱情婚姻。

   像许多批判者一样,施特劳斯认为现代人丧失了道德责任意识,并将其归咎于自由主义权利学说的影响。如果权利只是为了让非道德和不道德的欲望得到满足,那么现代人就不可能对欲望的放任做出道德约束和谴责。他认为正是现代的个人权利观导向了虚无主义。但这是对现代思想史的恰当描述吗?这种描述或许(部分地)适用于霍布斯,但绝非全部自由主义思想家。实际上,责任高于权利的原则,最早是在17世纪由普芬道夫(SamuelvonPufendorf)阐发,而在康德那里成为一个典范。康德主张,道德的价值在于更深刻地告诉我们,哪一种生活方式会使我们成为更健全的人。但正如拉莫尔(CharlesLarmore)所批评的那样,施特劳斯几乎避而不谈康德的伦理学核心。他在《自然权利与历史》的一个段落中简单地提到,康德问起过,为什么道德哲学被称作是责任的学说而不是权利的学说,然后就中断了。这强烈地暗示康德对此没有答案。但实际上康德就在紧接着的下一个句子中论证指出,“只是因为我们将自己理解为无条件地受到道德责任的约束,所以我们才能相信我们是自由的并由此被赋予权利。”[3]

   就我的知识而言,《启蒙时代》是第二部比较全面系统阐释启蒙运动的专著。第一部是1931年德国哲学家卡西尔的《启蒙哲学》。彼得·盖伊这本书原名是The Enlightenment,按字面翻译是“启蒙运动”,世纪文景的编辑提议把书名定为“启蒙时代”,经过商量,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彼得·盖伊之后,还有一些研究启蒙的专著,但是就全面、系统而言,尚无出其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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