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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是阿斯曼解读不同时代德国人历史感觉的一个重要概念澳门新葡新京网上导航:,并一直影响到当代德国的二战

2011年3月初,耶路撒冷,阴冷寒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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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视野不仅表现在对“罪责问题”的质问上,还更多地表现在对既有历史图景的重构上。今年正值路德宗教改革500周年,席林(H.Schilling)在其《1517:一个年度的世界史》中却把视线投向德国以外的世界,以此撕落粘贴在1517年上的“宗教改革元年”的标签,展现路德同时代人的多彩生活。就像奥斯特海默(J.Osterhammel)的全球史新著《鹰的高度》这一书名所显示的那样,德国历史学家追求从更高屋建瓴的视角来考察历史。在此基础上,他们希望能用更欧洲化、更世界化的历史知识来指导对诸如希腊危机、欧洲难民潮等当前复杂政治现实问题的认知。正如范拉克(D.v.Laak)所言,“历史学家必须以更大的尺度来展现我们欧洲人正处在何种境地”,这是德国历史学家背负的新使命。

  有关受害者的认定,在联邦德国经历了从模糊走向清晰的复杂过程。  盟军占领时期的强制改造与赔偿措施,在德国社会确定受害者身份的历程中起到了双面效果:一方面,德国公众通过盟军展示的集中营或被占领土的照片及影像,对战争造成的直接伤害有所了解,进而对那些受害者产生了同情心,德国媒体将后者统称为“纳粹受害者”;另一方面,由改造、拆卸、迁徙等行动带来的切肤之痛,却让为数不少的普通德国人把自己视作“受害者”。这两种表述后来都体现在历史教科书中,并一直影响到当代德国的二战反省。  上世纪60年代的法兰克福审判让“奥斯维辛”成为屠犹的最大隐喻,犹太人作为纳粹政权的最大受害者群体这一身份被世人知晓。由于上世纪50年代后德以关系不断推进以及德裔美国犹太人持续施压,自70年代后,对于屠犹的记叙开始成为联邦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趋势最终促成了1999年“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在柏林市中心落成。  吉普赛人是上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来德国社会不断强调的另一个重要受害者群体。这是同德国社会不断开放和吉普赛人持续施压有关。在“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附近,柏林市政府建起了“纳粹时期被害吉普赛人纪念地”。  同样被纳粹政权迫害的德国左翼政治家们(包括德共党员),虽然也被教科书列入受害者名录,但和苏联战俘、被占领土上的游击战士等受害者群体一样,其影响力远远不如前两个群体。  1996年起,德国为向外界展示官方在受害者认定上的态度,设立了一个新渠道:即国会议长在新设立的“纳粹主义受害者纪念日”(又被简称为“大屠杀纪念日”)仪式上的演讲。该纪念日被设定在1月27日盟军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那一天。

  最后,童教授谈到记忆与理想的关系。他认为,谈论自己理想,关键是想象自己的此生要如何进入相关人们的记忆中去。我们在回忆或者评价自身与前辈的时候是有标准的,这种标准就是理想。通常我们认为记忆是面向过去的,理想是面向未来的,但最重要的记忆,可能是“面向未来的记忆”。记忆什么、怎么记忆,其实都牵涉到未来想过什么样的个体生活和集体生活。当然,什么样的个体生活和集体生活是美好的,什么是未来美好生活的理想,对这个问题,也只能由具有健全记忆的人来回答;人们之所以要花那么多精力来讨论人类的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时下讲的“中国梦”、“精彩人生”,我们也可以从记忆这个角度去理解:它们并非抽象的概念性的语言,而是很感性的、很叙述性的,是与我们的个人生活史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记忆和理想,就像记忆和认同、记忆和意义一样,也是相互影响、互为前提的。

阿斯曼第二个观察角度是“锁链”,用以讨论家庭记忆中的历史问题。席勒认为个体转瞬即逝,但留下了一条世界历史的锁链,作为代际、性别、民族和文化间的相互联系,这条锁链是对之前世代所欠人情债的补偿。19世纪,随着进步概念的出现,现代化理论应运而生,它不断拉扯着这条锁链,以期清除过去的传统,创造一块全新的白板。六八年代是现代主义的典范,他们像是跌跌撞撞从母胎中爬出来的婴孩,难以启齿的往事使他们极度缺乏安全感与信任感。

   这种受害者意识是战后初期西占区和之后新生的联邦德国的社会共识与政治认同。《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1945年10月16日的头条就是《750万德国人是战争的受害者》。③《时代周报》(Die Zeit)同样立场鲜明:“无数人经历了最为艰难的时日。怎么重复都不为过的是,德国人是恐怖统治最初的囚徒并且直至痛苦的终点日益是暴力的受害者。”④1945至1946年讨论对纳粹受迫害者的赔偿计划时,西战区的民调显示,仅有60%的受访者同意归还受害者的个人财产,几乎所有人都反对进一步的补偿措施,因为他们认为,毕竟所有的德国人都曾受希特勒之苦。⑤1949年9月7日,在联邦议院第一次会议上,曾任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总统的社民党政治家保罗·罗贝(Paul Lbe)仅仅对德国受害者表达了纪念之情:“我们面对的是从奥德河一尼斯河边界的另一边被驱逐的百万德国人,是因战争致残或丧亲之人,他们当然是纳粹主义的一类受害者;那些在轰炸战争中失去家产之人,是纳粹主义和多次货币措施的另一类受害者。”⑥直到9月21日联邦议院的第七次会议上,才由社民党主席库尔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第一次提及了犹太受害者。⑦

作者|范丁梁(我校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谁是受害者?从模糊走向清晰的过程

  最后,王晓葵教授做了简短的总结,他指出,来自哲学的记忆研究,强调作为方法论的记忆概念对学术实践的指导意义;而宗教研究则指出中国当代社会各种信仰生活记忆建构的本质特征。来自社会学和民俗学的研究则讨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历史悲情和民族自豪感是如何形塑当代中国的行为方式的。文学、历史学、语言学、传媒研究都提供了各自不同的分析视角,论证社会记忆形成过程中政治权力、文化传统、族群的传承性特征、国际政治等因素之间的复杂的力学关系。

超越时代存在的话语在六八年代的谢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六八年代其自身就标志着历史的转折,这是由一场运动推进的剧变,“历史”成为收容被“当下”抛弃之物的垃圾堆,而“现在”被打入天牢,并被彻底遗忘。历史与当下,经验空间与期待地平线的断裂戏剧性地改塑了文化记忆,回忆与遗忘的对象被重新置换。然而,六八年代对国家社会主义罪行的批判以及对犹太人大屠杀的纪念在2000年以后受到质疑,波赫尔谴责这一代人对罪责的狂热恰恰是对国家的遗忘。代际的同时存在形成了“非共时性的共时性”,代际之间的演替与叠加不仅是个体生平经历的体现,更是历史被展现的方式。

   1945年5月8日,德国人无条件投降。他们首先感受到的不是“被解放”的欢愉,而是“被战胜”的痛苦。战争末期的经历让他们迅速地将自己摆上了纳粹主义受害者的位置,而战后艰难的生活条件更是让他们认为自己成为了希特勒及其帮凶的“替罪羔羊”。因此,战后初年,虽然德国人已经意识到纳粹主义导致了数百万受害者,但是他们自身的受害者身份却最为重要。在德国人的受害者名单上,第一位是战争阵亡士兵的遗孀和遗孤,第二位是空中轰炸战的伤残者,第三位是东部的被驱逐者,第四位是抵抗运动人士,然后才是犹太人。

  在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体系影响下,欧洲和世界成为德国历史学家认知的坐标与框架。无论是对一战罪责的研究,还是对犹太人大屠杀的研究,都被置于广阔的欧洲背景下。在扬茨(O.Janz)的《14:大战》和利奥哈德(J.Leonhard)的《潘多拉魔盒》中,一战被置于多因果、多维度的视野下,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的因素都被纳入考量,对德国作用的过分强调被否定,欧洲内部和外部被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总之,多面向的一战“前史”不再被目的论地视为必然导向1914年战争的爆发。在阿里(G.Aly)的《反犹的欧洲:1880—1945》和格拉赫(C.Gerlach)的《谋杀欧洲犹太人》中,作者们在承认德国人罪责的同时,也强调这是欧洲其他国家共同参与的行动,他们可谓希特勒自愿的帮凶。

  战争反省并非易事。它向上牵涉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身份建构,向下关系到每个家庭、每位当事人及其后辈的自我评价。战败国唯有经过反省的历史观才能直面现实、走向未来。在二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回顾联邦德国在二战反省问题上锲而不舍达成共识的进程,或许将有助于我们找到战后德国重获国际社会认可并强势崛起的文化动力。  在德国,有关二战反省的问题,拥有一个专业术语:“克服历史”。所谓“克服”,不是“遗忘”或“否认”,而是指找到一种对待“沉重历史负担”的方法。在战后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社会群体中,“克服历史”的态度与途径各有千秋,由此出现了多次争论。究其本质,这些争论围绕着三个互相关联的问题展开:谁是行凶者?谁是受害者?国家如何向受害者表达歉意?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忆研究”成为多学科关注领域

走出家庭,历史呈现在公共建筑上,这是阿斯曼讨论的第三个视角。一座建筑的价值不在于它的年岁,而在于它是否见证了人类的历史。这一专题是关于作为记忆承载者的建筑保护及其翻新问题。波恩是德国战后城市重建的历史缩影,虽然政府机构大楼与其他建筑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它是联邦德国民主政治50年成长期独一无二的见证者,后来迁都柏林使这座看似毫无历史感的城市重新获致历史意义。谈到柏林时,几经变迁的城市形象跃然纸上。城市如一张立体的、写满文字的羊皮纸,历史的变迁、沉淀就像羊皮纸上新旧交叠的文字,这张羊皮纸体现了“非共时的共时性”,建于不同年代的建筑同时留存于当下的维度中。与此同时,城市还像一座记忆宫殿,柏林曾是德国历史上8个政权的首都,城市内的街道名、广场名见证了过往的历史,每一次政权更迭都会带来街道的重新命名,街道易名是统治者对既往历史的改写,也是统治者炫耀胜利的一种方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沉思网(),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世界史 本文链接:/data/112108.html 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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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受害者表达歉意:国家承担从经济到政治的责任

长野县开拓自兴会慰灵祭。 (2006年9月11日,赵彦民 摄)

紧随其后的六八年代迥然不同,这是被政治化的一代,自主青年期的经历使他们无法融入成年人的状态。战后国家社会主义虽然从公共场域消失了,但沉淀在个体和家庭之中,原本沉默的交往记忆被触发,转化为六八年代的反抗话语。四五年代的“宽容”激发了六八年代的“愤怒”,后者自小培养出的革命习性使其坚决地与父辈决裂。

   对于德国人而言,纳粹主义和二战是至今尚无法被完全克服的最为沉痛的创伤记忆。战争一结束,就即刻出现了两种很大程度上对立的受害者话语或者说两类受害者群体:一方是出于种族、政治或宗教理由而受纳粹政权各种手段直接迫害的受害者(Vefrolgte)①,其中包括犹太人、波兰人、吉普赛人等,也包括抵抗运动中的德意志斗士;另一方则是这个民族剩下的大多数,他们曾经在昏昏沉沉和麻木不仁中给希特勒提供了广泛的支持,如今则自视为受害者(Opfer)②。在西占区和之后的联邦德国,这种受害者意识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其中有低谷,亦有高潮。有时它是对抗外部仇视的安慰剂,有时它是进行自我拷问的催化剂,有时它是塑造民族认同的凝固剂,有时它则是争夺历史话语权的着色剂。这种面貌的转化,始终与联邦德国国内外的政治局势和历史文化氛围紧密相关。

编辑|吴潇岚

作者|孟钟捷(本校历史系教授)

  第一场:源自哲学的思索

上述四个考察之后,作为本书的总结,阿斯曼讨论了国家与记忆的关系。她认为,记忆是表征民族/国家和历史之间关系的纽带,在德国的历史语境中,两者是断裂的,这源于纳粹政权所造成的历史创伤,它像一块巨大的岩石横亘在历史的道路上,民族/国家退场了。两德的统一终止了去国家化的历史,德国国家形象的缺失愈来愈被视为一种缺陷,国家自豪感在德国极度匮乏。因而1990年代后,关于历史的教育功用和国家历史的讨论被重新提出,新旧历史主义的区分引人关注。

   三 建构性的受害者意识

欧洲和世界:德国的坐标与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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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彦民副教授认为满洲移民的主体经验从50年代的失语、沉默状态,到60年代修建纪念碑、发行《满洲开拓史》、定期开展祭奠活动,这种个体经验逐渐为浓缩为集体记忆,以物质的形式变得可视化。这种活动和仪式在日本不断拓展,复制和再生产,促使了满洲开拓的“记忆之场”的形成。

历史体现在不同代际的传承与断裂之中。阿斯曼笔下的三三年代、四五年代与六八年代是在德国20世纪留下浓墨重彩的三代人。四五年代(生于1926-1929年魏玛共和国时期)青年时期受到国家社会主义的教育,“二战”后期走向战场,战争的失败让他们在战后必须重新界定自己的身份,于是一条历史的裂缝得以呈现,成为我们观察这一代人的视角。四五年代是“怀疑的一代”,是对上一代“政治青年”形象的逆转和颠覆,“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成为其主要特征。

   非纳粹化的众多举措都基于一种“集体罪责”的假设,这使得德国人认为其“造成了许多不幸和伤害”⑧。在纽伦堡审判时,美国首席检察官罗伯特·H.杰克逊(Robert H.Jackson)尚把大多数德国民众与少数纳粹战犯区分开来:“我们想要明确澄清,我们并未打算控告整个德意志民族。我们知道,纳粹党在选举时并不是凭借多数票而夺权的。……纳粹时代的梦魇给了德国人在全世界的名声一种新的、阴暗的含义,这会让德国倒退一百年。的确,德国人——他们的人数不比外部世界少——得与被告做一清算。”⑨但之后的非纳粹化放弃了这种立场,转而推行无差别的政治肃清政策。于是,随着非纳粹化的逐渐推进,绝大多数德国人“急遽地将自己视为‘受害者’”⑩。

  在传统的民族国家史领域,最突出的变化是,对多样性的追求使得单数的德国史变为复数的德国史。在新的民族史叙事中,韦勒和温克勒(H.A.Winkler)等老一辈德国历史学家那种泾渭分明而具有挑衅性的阐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离散性的政治—文化经验和传统更泰然自若、更冷静自制的讨论。在复数的德国史中,既有独裁专制,亦有民主共和,既有宽容亦有镇压,既有屈从亦有反抗。无论是在《当德国尚未是德国时》《一百件物品中的德意志史》《什么是德意志?一个民族的自我探寻》等一经出版就即刻登上各大畅销书排行榜的通俗作品中,还是在赫尔伯特(U.Herbert)的《20世纪德国史》、勒德尔(A.Roedder)的《21.0:当代简史》等严谨的专业著述中,德国的形象都变得格外丰满。

界定战争责任者:“克服历史”第一道门槛

  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各根据地普遍利用革命歌谣做宣传鼓动工作,效果明显,有“一首山歌三个师”“革命文件不如革命口号,革命口号不如革命歌谣”的说法。1950年后期这些歌谣开始被称作红色歌谣,并在新民歌运动中规模性地收集、编创出来,并在国庆十年前后出版。上海大学中文系主任黄景春教授分析当代红色歌谣中的社会记忆,他认为红色歌谣是新中国的“创世史诗”,其内容丰富多样,体现的是当代人对红军、苏区的社会记忆;而红色歌谣所传达的历史感和价值观已开始融入到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之中。

第一个角度是“代际”。代际是阿斯曼解读不同时代德国人历史感觉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回忆空间》中她曾专门加以讨论。她认为,代际既是一个自然概念,也是一个社会概念,从人类生物属性划分的“世代”,一如家庭中的一代代人不难区分,但历史的代际演变并不完全依从时间的自然变化,常常受到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个体的出生无法更改,但特定的历史赋予了个体不同的含义,因而具有相似生活经历和社会经历的人形成了“代”。阿斯曼形象地将一代人的存在比喻为“水砖”,即人的自然出生犹如水砖的形成,嵌入日常生活和社会话语的代际身份构成了水砖的形状,这种形状的具象便是某种想象。

   二 批判性的受害者意识

  在两次世界大战和纳粹历史的研究中,从欧洲和全球出发的叙事逻辑无疑拓展了历史思考的空间,这同时也代表着方法论上对主叙事的摒弃。然而,无法忽视的是,它以“怎么样”的问题部分取代了“为什么”的问题,并且也隐含着淡化德国罪责的取向。因此有部分德国历史学家始终对此保持警惕。克鲁姆艾希(G.Krumeich)在《1914年7月》中就坚持德国要为一战负首要责任。

  有关战争责任者的问题,是联邦德国“克服历史”道路上的第一道门槛。  战后初期,盟军曾对此做出过区分。当时,行凶者的身份认定一方面被德国社会视作“胜利者的惩罚”,另一方面,德国一些知识分子还努力抵制盟军用以改造德国的“集体罪责论”,试图通过各种理论学说撇清德国大众与二战的关系。  1949年后,行凶者名录成为社会争议的焦点之一,首当其冲的是那些重返政坛的前纳粹分子。在联邦德国的最初十年间,阿登纳总理便以“恢复正常状态”为名,推动两部《大赦法》问世。在此影响下,大量前纳粹分子被释放,重新获得公职,甚至身居要位,其中最著名者是总理办公厅主任汉斯·格洛布克,他曾是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的评议人。《明镜》周刊对此进行了数月跟踪调查,并引发了一场反对拥有政治污点者重返政坛为目标的社会运动。  上世纪60年代,伴随法兰克福审判而进入行凶者名录的是那些集中营看守们。他们是低级军官或下级党卫队成员,在法庭上总以“服从命令”为自己辩护。然而这些借口在哲学家阿伦特对艾希曼的“平庸之恶”批判中显得苍白无力。德国老百姓从此开始反思“小人物”在纳粹罪行中的责任问题。这种思路直至今日也未消失。  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连续剧《大屠杀》让普通德国人首次真正思考“集体罪责”的可能性问题。联邦德国官方从来不承认每个德国人都有罪的观点,但同时强调人人必须对纳粹罪行承担责任的立场,正如1985年,时任总统魏茨泽克在其闻名于世的国会演讲中强调的“我们所有人,无论有罪还是无罪,无论年长还是年少,都必须接受过去。我们所有人都受其后果的影响并且为其承担责任”。  上世纪90年代末,最后被加入行凶者名录的是纳粹时期的军人。众所周知,没有军队的支持,希特勒不可能发动战争。然而,1945年后普通军人很少受到清算。对于几乎每户家庭都曾贡献过至少1名军人的德国社会而言,“清白武装部队神话”便成为二战记忆中的最后一块遮羞布。1995年起,一批公共历史学家在德奥等地组织了数十场所谓“武装部队罪行展览”,以照片影像材料告诉老百姓,这些曾经被认为“清白”的德国军人在东线也是在进行一场“灭绝性的种族战争”,他们并非无辜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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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带来的伤痛尚未平息,同盟国的非纳粹化政策(Entnazifizierung),尤其是初期对纳粹分子的“逮捕运动”(Internierung)和大规模的“审查问卷”(Fragebogen),又令德国人既感到恐惧,又觉得受辱。为了清除纳粹党成员,1945年7月7日,美占区统治者下令所有相关人员必须填写一份由131个问题组成的关于其在纳粹时期所作所为的审查问卷,被调查者因此被分为五类:第Ⅰ类必须解除公职,第Ⅱ类和第Ⅲ类被劝退,第Ⅳ类可以无异议复职,第Ⅴ类则被推荐任职。至1946年3月,一共收回约140万份问卷,其中有一半得到了处理。因为耗费的时间和人力成本太过巨大,美国人最终决定将这个任务交给德国人自己来完成。1946年3月5日,《清除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法》(Gesetz zur Befreiung vom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Militarismus)颁布,该法令规定所有18岁以上的德国成年人都必须填写一份登记表,然后交由当地专门的非纳粹化审判庭(Spruchkammer)审查,从而对其身份归类:主犯、罪犯、从犯、追随者或者无罪者。因为这种身份界定与生活物资的分配和就业机会紧密相连,所以仅在美占区就马上收到1300万份登记表。在非纳粹化庭审过程(Spruchkammerverfahren)中,举证责任被倒置了,被审判者需要自己寻找证人为其作无罪证明。这种做法最后导致了朋友、同事、邻居之间互相作证。他们把这类为自己“洗白”的证词嘲讽性地以德国知名的洗衣粉品牌帕西尔(Persil)命名,称之为帕西尔证明(Persilschein)。

  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德国历史学家还是承认,在数据化和经济全球化面前,1914至1970年之间的历史不再是德国和欧洲现代史的核心,一战前的时代和1970年后的发展在对当下现实的解释中越来越具有深刻意义。沃尔夫鲁姆(E.Wolfrum)声称,鉴于最近几十年世界局势的变化,“德国史正在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在其447页的新著《分裂的世界:不同的20世纪史》中,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被浓缩在24页的简短篇幅中。

  在一步步确认行凶者与受害者身份的同时,国家表达歉意的行动也在推进中。  德国的最初道歉行动不是自觉自愿的,而是在盟军高压下不得不认同的“接受审判”。在“非纳粹化”中,从纽伦堡到各占区的军事法庭,再到德国民事法庭,数以十万计的德国人被处以各种刑罚,以示对所有受害者的宽慰。  从第一届政府上台开始,经济赔偿成为联邦德国的一种基本道歉手段。1952年,德以两国签订《卢森堡条约》,创下战败国主动对受害者进行赔偿的先例。据统计,到2000年为止,被害犹太人群体获得的赔偿超过1500亿马克。1956年,联邦德国通过《联邦赔偿法》,把赔偿对象延伸到所有受害者。新世纪初德国政府又联合一批大型企业,对纳粹时期的“强制劳工”赔偿了100亿美元。  相对于经济歉意而言,政治歉意的表达显得更加重要。阿登纳担任总理时,曾在国会演讲中明确表示,联邦德国是纳粹德国的法定继承者,因而也承担起相应的责任。1970年勃兰特总理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联邦德国在政治歉意上的立场得以明确。1985年,魏茨泽克总统把5月8日对于德国的纪念意义从战败日扭转为胜利日(“感谢盟军把我们从纳粹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做法,也是一种表达政治歉意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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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八年代自然属性上的父辈其实是三三年代,作为战争的一代,三三年代承受了“德国式的根源缺陷”,对其生平经历尽可能地保持沉默,但随着记忆主体的离世,一代人的最后告别常常会引起公众们的关注。奥地利前总统瓦尔德海姆与德国巴符州州长费尔秉格的辞世为人们上了两堂公众历史课,前者通过“迟来的和解”,指出在历史-政治的框架下,个体回忆让步于国家利益,对历史的罪行所进行的个体回忆不被允许;后者则因其对纳粹时代行为的辩解,出人意料地得到世人的接受和粉饰,根据当下需求型塑历史的行为被内在化了。

   伴随着舆论转向、代际冲突和政权更替,德国人纳粹记忆中的受害者意识在1960和1970年代开始出现大幅度的变化。首先,从1950年代末期开始的围绕纳粹罪犯之审讯与追诉而展开的大讨论,逐渐把德国民众的注意力导向了纳粹主义的骇人罪行及其直接受害者。1961年在耶路撒冷举行的艾希曼审判,第一次将“受害者”与“罪犯”的形象鲜明地呈现在公众面前,并且完全置于对立的境地。1963至1965年在法兰克福举行的第一轮奥斯维辛审判,史无前例地将纳粹罪行全面而细节化地揭露出来。尤其是奥斯维辛幸存者的叙述,更是让大屠杀和纳粹种族灭绝政策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度成为德国社会舆论的焦点。

来源|光明日报

编辑|吴潇岚

  同样是讨论二战记忆,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范丁梁青年研究员则主要聚焦德国纳粹记忆中的受害者话语。范博士梳理了二战后德国受害者话语的发展和历程,并且从德国的经验中提炼出值得思考的问题。战后初年,面对战争末期的痛苦经历、同盟国的非纳粹化改造、艰苦的国内生活条件和国际社会的敌视与仇恨,联邦德国社会迅速发展出了一种“防御性”的纳粹主义受害者的记忆话语。直至1960和1970年代,在法兰克福审判、学生运动、社民党政府历史反思策略和美国电视剧《大屠杀》热映的推动下,这种受害者意识逐渐带有“批判性”。1980年代,在基民盟/基社盟以“正常化”为导向的历史政策的指引下,“谁能够以何种话语得到纪念”作为纳粹记忆的核心问题被正式提出,与此同时,受害者意识成为建构新的民族认同的工具。从1990年代尤其是21世纪初开始,德国人的受害者话语越来越具有某种“进攻性”,并不断加固着许多德国人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的双重身份特征。20世纪60年代德国再次兴起反犹浪潮,这些事件再次警醒他们,并且重新思考战争记忆建构问题。从1990年代开始,德国开始建构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的双重身份。在受害者话语建构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记忆的现实框架与历史化、社会框架与个人、民族国家框架与欧洲化之间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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